头堆村(一)

一、头堆村

头堆村位于东升乡东南部，南临动物园，北面是高粱桥路。早年间，是清代帝后们前往西郊颐和园、圆明园的必经之地。见下面附图一。

说到头堆，就不能不说到“京西十二堆”。何为“堆”？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说根据过去的礼制，皇帝出行前，要对必经的御道进行“清水泼街，黄土垫地”。所谓的御道（也称皇道），是三七土垫层，路面为黄土垫道，路两侧由三块红虎皮条石组成便道。平时在御道两侧堆放着一堆堆黄土，接到皇帝要经过的指令后，立即派人对路面进行修正，以防止轿辇的颠簸。这条御道从西直门外的北下关开始，由此向西北一里许为一堆，共放置了十二堆备用黄土，每堆黄土有一丈多高，俗称“京西十二堆”，而头堆村自然是第一堆黄土所堆放的地方，附近形成村落后称“头堆村”。

二是说“堆”是“堆房”或“堆拨”的简称。出西直门，经高粱桥，过北下关往西到西苑（颐和园和圆明园一带），是一条御道，专供皇帝乘轿辇而行的陆路。为了保证皇帝的出行安全，道路两侧每隔一里地左右设一处“堆房”，也称“堆拨”，据说是用石头砌的小堡垒，在皇帝前往西苑时，“堆房”里外有护军站道迎送，以护卫皇帝从此路安全经过。从北下关附近往西北共设十二个堆房（堆拨），故称“京西十二堆”。其实这种堆房不只在御道上设置，在圆明园周围也设置了六七十处。只是样子比御道上的要大些，每个堆房有房三间，由护军昼夜轮流守卫。

随着时光的流逝，除了“头堆”所在的位置比较确切外，其它十一个堆所处的位置只能凭有关史料确认个大概方位，并不十分准确。据《京师旧闻杂忆》和《西郊记事录》等史料记载：“头堆”的位置在北下关的西北部，北临今天的高粱桥路；“二堆”在北京交通大学（原北方交通大学）门前道路的南口；“三堆”在16路公交车大柳树南站；“四堆”在铁道科学院西门外；“五堆”在钢铁研究总院北门东侧；“六堆”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门内；“七堆”在双榆树北面的中国人民大学东门外；“八堆”在海淀黄庄（原海淀南大街）；“九堆”在今天的海淀图书城附近（原海淀镇西大街）；“十堆”在今天的芙蓉里小区西侧（万泉河西岸）；“十一堆”在西苑医院南侧；“十二堆”在西苑公交车站附近。但对“十堆”、“十一堆”和“十二堆”所处的位置有些争议，有人认为它们是在出海淀镇往北去圆明园方向的路上。今双榆村以北还有称七堆的。

头堆村之西是太平庄，其东是娘娘庙，西北是上园村，东南是净土寺。娘娘庙供碧霞元君。在北京五顶之外，此庙敢颇为著名，现尚存正殿。上园村原称上坡，八十年代与其东的慈献寺村合为一村，现只有“上园宾馆”留有村名印记。

不管是“土堆”之“堆”，还是“堆房”之“堆”，头堆村都是“第一堆”所在地。因这里东南不远处就是北下关和西直门，人来人往的，并不冷清，最早在此定居的是几户做小生意的人家，有开小茶馆的、小饭馆的，逐渐形成村落后，并以皇道上第一堆黄土所在地而称“头堆村”，其较大的胡同被称为“头堆胡同”。早年间这里曾是北下关大队的一个自然村，后并入大钟寺大队，是东升乡域内最早被划入城区的村落。

2007年3月16日，海淀区北下关街道徐宝山先生乡海淀区政府反映，自己是头堆胡同19号的居民，其中三间房是有房产证的，户主为徐先生自己，有一间是自建房，2002年12月25日此处拆迁，当时徐先生本人在公安局，中坤房地产开发公司和福信拆迁公司让其母亲代理签订了拆迁合同，02年12月30日，福信拆迁公司让徐先生的姐姐以徐先生的名义写了徐先生委托其母亲代签拆迁合同的委托书，徐先生称，这些事自己都不知道，事后，徐先生问过其母亲，福信公司确实给了其母亲30多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徐先生认为这些拆迁补偿款不够自己买房的，并且称，其母亲没有资格代自己签订拆迁合同。06年7月，徐先生和中坤房地产开发公司和福信拆迁公司两家公司打了官司，法院认定其母亲代徐先生签定的拆迁合同无效。徐先生05年6月从公安局出来，以前的房子已经拆了，现在没有房住，只能在外面租房住，开销很大，徐先生希望要回迁楼房，望政府可以帮助解决。

海淀区信访办回信称：首先，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关于您反映的问题已收悉。接到此件后，我们立即与区建委取得联系，该单位非常重视，立即进行调查，并答复如下：依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87号）的规定，原头堆村19号所在拆迁范围实行的是货币补偿，没有回迁。因拆迁补偿款已被你母亲和姐姐领取，因此中坤房地产正在起诉你母亲和姐姐。中坤房地产同意稍候和您继续协商拆迁补偿事宜。

2004年6月7日，市民张世文先生在西直门外头堆村拆迁工地，看到了数以百计的明代城砖。张世文发现明城砖后给北京市文物局打了电话，文物局专家陈先生很感兴趣，第二天下午到头堆村进行了现场勘察，确定这些砖确是明城砖，而且数量很大。他说这次发现至少有几百块。拆迁区规模有上万平方米。在一堆堆的碎砖头中可以找到一块块青色的明城砖，有的城砖还垫在旧房的地基上，有的干脆被当成了地板。这些城砖几乎在每间房内都能找到。有的完好无损，有的已经破碎了。

张世文先生说，他从小生活在这里，对这一带很了解，这些城砖都是当年拆西直门城墙时留下来的，当时的头堆村小队就是拆城墙的8个生产小队之一，拆下的城砖都被村民盖房用了。前些日子，这里一拆迁，他就盯上了这块地。昨天上午，他来这里遛弯儿时顺便看了一下，果然发现了明城砖，其中有一块还清楚地刻着“万历十七年窑户梁”八个字。对历史颇有研究的张世文说，西直门外城城墙砖应是万历年的，内城城墙砖应是正统年的，这次发现的万历砖正好印证了这一事实。

二、头堆村“盗版胡同”

北京西直门长途汽车站北门往西有条胡同，看上去和普通的胡同并无二致，很窄、很深、还有点脏，但周围的居民都称这条胡同为“盗版胡同”，因为整条胡同所有面街民宅都批发零售盗版图书。一条百米长的胡同左面是西直门长途汽车站的外墙面，右边就是民宅。站在胡同口根本看不到任何售卖的迹象，但往深处走，就会发现整条胡同都变得热闹起来，平板车、三轮车、自行车把本来就窄的胡同挤得满满当当，侃价的、挑书的，手提的、肩扛的……“每天早上9点就开始有陆陆续续来买书的，中午最热闹，下午要到五六点钟才能消停，天天如此，挺闹心的。”听记者问起胡同卖书的事，住在胡同口的张先生皱着眉头说。

短短一条胡同的20多家居民院儿几乎户户都有专门卖书的门面。随意走进一家门脸，四面墙除了开门处都摆上了简易书架放满了书，地上也摞着成堆的书，历史的、人物的、动漫……只要时下流行的书不管各个领域的都有，记者随手挑了几本翻看，书的封面包装得还算精美，但纸张、字体印刷都略显粗糙，有的还有明显的错别字和跳页，一看就是盗版。书价也极其便宜，一本标价22元的书零售只卖3.5元，批发更便宜。

“你们这儿一般都谁来批发？”摊主说，“批发的多了，有开书店的，有个体卖书的。”“那你们知道批发的书都流到什么地方了？”“嗨，听批发的那些人说，有进大商场的、有进地摊的，哪儿都有，只要书能看，谁管是正版还是盗版的。”“那你们这些书都是从哪儿弄过来的？”问了这个问题，摊主立马提高了警觉，闭口不谈了。

听附近居民说，这条盗版胡同形成有段时间了，其中也被抄过几次，“可不知道为什么，越抄越红火。”

2003年11月23日，北京娱乐信报刊登的《西直门出现“盗版胡同”二十多间民房全卖盗版书》的报道迅速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1月30日8时，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北京市“扫黄打非办”有关领导带领由40余人组成的综合执法队，直扑西直门头堆村，接连端掉4个大型窝点仓库，取缔23个非法图书批销门店，收缴非法图书12万册。

“其实，在信报刊登这篇报道之前，市新闻出版局、市‘扫黄打非办’的工作人员就一直盯着这个地方，大型综合执法先后不下七次，这次不急着动手的原因，用我们的专业术语讲就是‘养肥’。这些‘油子’知道，媒体曝光后我们一定会整治，就会收敛，所以曝光后马上出击根本抓不着大鱼，我们这次一周后才动手是打它个出其不意。”昨天，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稽查执法大队副队长肖峻峰告诉记者。

在一般人看来，摆在出租房里的非法图书就是“扫黄打非办”的重点打击对象，但常年和非法书商、经销商打交道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只是“冰山一角”，“鱼在库里，摸到出货的库房，才能抓到大鱼，才能伤到盗版书商的痛处。”长期工作在“扫黄打非”一线的李铜科长告诉记者。当天下午1时，执法队将四车非法图书运往出版局封存。

在采访中，当地群众告诉记者，虽然经过多次打击和集中整治，但头堆村的一些房东依然无视法规，“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捆成利益群体，给非法书商通风报信，转移隐藏”。

肖峻峰也表示，今年对头堆村等地的重点整治就达七次，收缴了非法图书74万册，但该地区情况复杂，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查处手段，非法经营行为不断反复，巨大的利益吸引着非法书商趋之若鹜。

“盗版胡同”所在地靠近西直门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头堆村及附近的居民将大量闲置平房出租给外来人员，这些人员借助这些等便利条件，从事出版物的非法批销和囤积。

有关部门研究认为，“盗版胡同”周边的房子除部分公房外，大部分是私房，对房主也难以控制，外来人员采取游击战术，你来我跑，你走我来。其次，当地批销图书的全为无照经营，流动性较大，行政处罚难以执行，再加上该地已被列为拆迁地区，有部分房屋已搬迁，但一些住房未完全拆除，引发了管理的空缺。目前，应加速空置房屋的拆除，同时职能部门死盯死守，当地派出所能够入户登记，对违规房东有‘连坐’处理措施。”

随着2006年头堆村被彻底拆平，存在了10年的“盗版胡同”也随之消失，取得代之的是“长河湾”高档住宅小区。据说购买“长河湾”的有一半是北大和清华的教授，那可是读书人，可谁能担保教书匠家里没有“盗版书”吗。

北京城7000多条胡同中，竟然有条“盗版胡同”，真是令人笑掉大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