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与《清藏》的印刷

陈金龙

　　《清藏》又称《乾隆版大藏经》，因其每函首册刻有“皇图巩固，帝道遐昌”的“龙牌”，故亦称《龙藏》。清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雍正帝敕令雕造汉文大藏经，在北京贤良寺设立藏经馆，由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贤良寺住持超圣等主持刻经事宜。雍正十三年（1735）开雕，乾隆三年（1738）刻完，历时五年。《清藏》收书1670种，7240卷，724函，依《千字文》字序编目，自“天”字起至“机”字止，共724字，每字一函，每函十卷，合计经版79036块^[1]。《清藏》完全按照经律论、大小乘、杂藏的顺序编排，成为中国历代最权威的皇家宫廷版藏经……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清藏》由内政部北平档案保管处负责管理。1930年7月，开始“整理内部，重晾经版”。1931年，内政部派总务司长孙祖昌、礼俗司科长张镛赴北平调查《清藏》经版情况，对经版数目、藏经卷目、保管现状等进行了详细考察。1933年3月，奉内政部令拨归北平古物陈列所管理。嗣后因柏林寺驻有军队，1934年5月由陈列所出示布告维护经版库^[3]。

　　1935年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总理陵园建筑藏经楼，保存历代大藏经。鉴于《清藏》“博大精良”，拟特印一部赠楼供奉。国内佛教界名流、名刹、佛教团体获悉这一消息，纷纷呈请附印。

　　国民政府对于《清藏》的印刷十分重视，专门制定了《释藏经典领印规则》。该《规则》经国民政府核准，内政部于1935年10月公布，1936年5月又对此作出了修正。《规则》规定：领印释藏经典应由领印人申述需用经典理由，呈请内政部核准；领印人向部缴纳领印费每部五百元，存柏林寺作修理经版及印经时杂费之用；与印刷商人订立合同呈部核定后，由部通知柏林寺住持遵办；领印释藏经典时，不得将经版运出寺外，不得损坏版片，不得偷印私卖，经版印毕上架不得凌乱次序，领印人及印刷商人若违反规定，则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罚；印刷释藏经典期间每年分为三月至四月、九月至十月两期，每届印刷经典，柏林寺住持须将启库及竣工日期分别报部备查；印刷经典期内禁止闲杂人等入寺游览；释藏经典印刷完竣，由内政部派员点验经版，储存库内，并于经典装运时验封经箱，发给护照，咨请财政部转饬沿途关卡查验放行^[4]。由内政部颁专条规范《清藏》的印刷，本身说明国民政府对此事的重视。从规则的具体内容来看，内政部对于《清藏》印刷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对于印刷的数量，国民政府也尽可能满足佛教界和社会之要求。最初请印者有14户，每户1部，每部计法币3200元，由中国佛教会呈请内政部备案。1936年6月，中国佛教会呈文内政部，称“释藏经典包罗广博，我国所存柏林寺释藏经版片，在清代校刻最精，迄无阙损”，请准予领印^[13]。后汉口佛教正信会会长李子宽请附印1部，补办手续后也得到内政部、行政院的批准。1936年8月22日，国民政府文官处致函范成法师，表示国民政府主席同意共印15部，“未便再议增加”。但最初请求附印的湖北汉口古德寺、江苏苏州灵岩寺、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四川嘉定凌云山大佛寺、北平市广济寺5户，由于经费筹措困难，只好放弃，继而又有太虚、叶恭绰、唐慕汾、美国大使福开森4户请求增加印刷……

    1936年9月7日，宋哲元委员长，偕富占魁、邓哲熙等要人前往柏林寺印刷清藏事务所参观印刷，“浏览已印成经藏，旋周览经库，见雕版七八万之巨，认为国家文化之宝，极为赞叹”^[17]。参观之后，宋哲元认印4部，也获得内政部的批准。因此，国民政府对于《清藏》的印刷数量，在严格控制的同时，尽可能满足有关各方面的要求。累计前后申请印刷者有28部，最后实际印刷者为2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