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国企高管薪酬缺乏公开透明制度。一些国企高管的薪酬到底是多少，不要说社会上公众不清楚，对企业员工玩得也是迷踪拳。国企高管的薪酬不公开、不透明，何谈与业绩挂钩，何谈在分配上接受企业员工和社会的监督。企业高管薪酬凭贡献所得，所拿薪酬光明正大，没有理由对企业员工和社会保密。

　　其次，国企高管减薪比例要与业绩降低比例挂钩。业绩降，薪酬降，要通过制度去规范，该降多少就降多少，而不是想降多少就降多少。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不少国企业绩下滑，而业绩下滑的国企高管，应根据业绩下滑的比例对号入座，绝不能形成国企高管减薪“自言自说”。更不能让那些在减薪上连“自言自说”的姿态都没有的人，继续脸不红心跳的领取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年薪。

　　第三，限薪令不能仅限于金融类企业，对其它国企，特别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国企，也应出台限薪令。如石油、电信、电力、烟草、煤矿、钢铁等企业，其经营发展及企业利润，主要得益于垄断资源和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并不否认其高管人员的才能对这些企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但更不能否认这些高管人员的才能作用，与垄断资源的占有和国家政策的支持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相比，是无法等量齐观的。因此，这些企业高管的巨额年薪倘若得不到必要的限制，是有失社会公平的。

　　必须指出的是，在出台对国企高管减薪、限薪等一系列制度的同时，还必须规范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不可否认的是，国企高管职务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个人消费。在一些国企中，国企高管甚至包括其家庭成员的吃喝玩乐，甚至日常生活开支，只要有发票均可报销。可谓“职务消费是个筐，个人消费全可往里装”。因此，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在内容和数额上都应制定严格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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