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们有一种说法：孔、孟是立言、立德的圣人，王阳明和曾国藩是立言、立德、立功的完人，中国古代的圣人不少，而完人仅此二位。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只能说王阳明和曾国藩生逢其时，孔、孟如果有机会，难道就一定不能立功吗？再者世上哪里有什么完人，孔、孟的言行道德尚有很多瑕疵，王、曾二位就更不必说了。单就孔、孟所无的立功而言，宁王朱宸濠之乱本就是愚蠢之人自不量力的闹剧，手下本没有几个兵的地方官王阳明很快就把这场闹剧平息了。可笑的是王阳明的平叛之功竟然差点被爱玩的正德皇帝演绎成另一场闹剧，正德嫌王阳明多事，让王阳明把朱宸濠放了，自己要再抓一次，过过打仗的瘾。呵呵，王阳明何功可言！曾国藩平定了搅乱大半个天下的太平军叛乱，终究挽救不了垂亡的大清王朝，曾国藩何功可言！

王阳明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心学思想——“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一举将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推向了最高峰。“知行合一”的前提和核心是“致良知”，人人致良知，时时处处事事致良知，天下之人皆以良知为前导，天下岂能不治！单就“知行合一”而言，其实强盗们才是最卖力的表率，但他们的所知所行不符合良知，也就不在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思想范畴之内。因此，人生于世，对良知的理解至关重要。

什么是良知？良知是赤子初心，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本真的善良，良知包括孟子性善论中的“不忍人之心”，也包括荀子性恶论中的私欲。性善属于良知自不待言，为什么被有些人归属于性恶的私欲也是良知呢？一个连私欲都没有的人还算人吗？连人都不算，何谈良知！所以良知必须包含私欲，只是这个私欲必须在正常合理范围之内，不可以任情纵欲；否则，损害他人，就违背了良知。

王阳明的“致良知”恰恰就把私欲剔除了，他认为良知即天理，依然高举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大旗。王阳明只是否定朱熹“先知后行”“性即理”等治学处事的外在皮毛，对朱熹理学的核心思想则继承不悖。为此王阳明特意编订《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书中收集了朱熹晚年一些悔过的书信，意在说明自己有关心学的学术观点其实朱熹晚年就已经想到了，作为晚辈后生能与前辈所见略同非常高兴——“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朱熹在当时的影响太大了，王阳明如果公然反对朱熹，就是和普天下的读书人叫板，如此这般，正说明自己和朱熹实则是一脉相承。

就在王阳明（1472——1529）去世前两年，先秦诸子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李贽（1527——1602）诞生了。相较于先秦诸子的构建，李贽之伟大正在于他敢于反对和批判，他不仅敢反对朱熹，好似生来所负的职责就是反对一切的思想束缚，批判一切的道德权威，李贽是那个专制腐朽时代的异端和另类，是黑暗天宇中的一颗明星。

李贽思想的核心是“童心说”。童心即真心，真心就是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赤子初心”和“良知”。李贽以人类最赤诚的童心为根基，构建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大厦，大厦的框架主干由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女权主义等构成，强调了物质的重要性和私欲的合理性，主张为人为事为文都要绝假纯真。如此看来，李贽才是“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真正践行者，王阳明对良知理解有误，空有理论而不得法。

李贽并不反对孔子，他认为孔子实在是言行道德绝佳的真圣人，但他认为后世儒生奉孔子为准绳就走上了歧路，因为孔子曾经教育颜回：“为仁由己。”一个人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时代环境、个人情况等角度去考虑，不可以生搬硬套。效仿本已有错，打着孔圣人的旗号，把孔子思想改得乌七八糟，借以招摇撞骗、附庸权贵、残害民众的行径就更是大错特错了，这些欺世盗名之辈，束缚了一个民族的思维，人人得而诛之。

李贽这颗黑暗天宇的明星，穿越四百光年，距离我们还是那么遥远，并未明亮了多少。

           2024年10月1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