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经过其实太简单不过了，一点儿新闻性都没有，但生生搞出了个重大新闻。不但在12日的头版做了提要，有关报道上了社区西部版的头条，而且还在“今日声音”版的头条位置刊发了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多大点儿事儿啊，愣是在这张报纸上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瞳林文学社是个不到30人的一个学院范围内的小社团。这帮爱书之人自发地搞了个活动，将募捐到的200多本书放在了教学楼里供同学们随意取阅，还设了个自觉登记的留言薄，供取阅时写名字和借阅日期，或者写一些感想。书是周三（7日）才摆出去的。周六（10日）他们和其它社团一起在紫竹院公园搞活动，顺便做了个不起眼的宣传板，出了几道小题目，征询市民对漂流书的看法。没想到，市民们没多大反响，却招来了记者。于是乎在法晚的报道和评论中，一个充满爱心的活动竟变了味道。

 

    该报报道的标题是：北京林业大学发起“图书漂流”活动在校已实行一周 首个还书日——大半“漂流书” 没漂起来。令大学生们气愤的是，7日才摆出去的书，到12日见报也还不到六天。哪来的一周时间啊？本来就是募捐来的书，谁想看就看，不需要了就还回来，谁又规定了昨天是还书日？书架是开放的，大家任意取阅，即便上面只剩了一半书，也不能证明是人家一定就不还啊？假如人家是昨天刚拿走的呢？

 

    写这条报道的记者还算有点儿良心发现，在见报当天上午提前打来了电话，称其原稿是正面写大学生发起漂流书活动的，但编辑说没有什么新意，于是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原来，所谓的新意可以于事实而不顾？

 

    就算报道表面上看起来还算较为客观，对大学生们还算较为客气，但该报的评论员文章就不那么温文尔雅了。评论的标题是《漂不起来就别漂了》，直接对大学生的热情泼冷水。评论员在文中说，“漂流书水土不服”，“白领、大学生有‘游戏图书’的闲情逸致”，讥讽“图书漂流”也就是小资们小资小资罢了。评论员自以为是地说，捐赠一些图书给公立图书馆，或者把自己的藏书推荐给同学、同事、朋友又有什么不同呢？对于高校、企事业单位或者社区而言，还可以搞一个免费但是需要登记的“借阅站”。这些所谓的建议大学生们不是已经做、或者正在做吗？

 

    对待大学生们的愤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们才好。据说，一个被歪曲报道的社团干事情绪特别低落。我不明白，这样一些爱书的大学生为了让更多的同学看到喜欢的书有什么错？即便记者、编者、评论员对“漂流书”的形式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有什么必要为使报道具有新意就歪曲事实呢？至于建筑在不实报道的基础上发表的评论更是没有道理。对“漂流书”有看法，完全可以善意地提出来供大家参考，而没有必要冷嘲热讽。这可是“本报评论员”啊！

 

    大学生们告诉我，他们要和法晚打官司。我劝他们罢了。这样的事情都打起官司来法庭就别干别的了。那么多大事儿还理论不清楚呢，这种小小不言的事儿怎么能说清楚。你说人家伤害了你，但这种伤害在法律看来是微乎其微的。有些人就是瞄准了这个空档，不负责任地报道点儿事端以吸引读者的眼球，美其名曰在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呢。学生们说要写个真实情况说明，我说也没有必要。没人给你登的。话语权在人家手里，你个普通大学生能奈何得了？这事儿摊上你了，活该倒霉吧。如果不摊上你，也会有别人倒霉的。

 

    12日的中国青年报恰好刊登了一篇调查报告。题目是《媒体，请不要再消费我们大学生》，具体内容恕不赘述，仅引用两个数据就能说明问题。其一，85.5%的青年感觉大学生的负面新闻增多。其二，83.9%的人认为媒体对大学生的报道不准确。法晚的报道，只是大学生们自己经历过的歪曲报道之一罢了。

 

    “该报记者还说要搞追踪报道呢。没门！我算是看透这些记者了。”一个大学生气愤地说。看看，记者的名声就这样被恶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