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二姐

二姐名叫任双梅，是大伯家的女儿，今年应该六十六岁。我们按排行叫她二姐。兄弟姊妹十余人，上大学时我海伟哥哥自杀离世，当时我在开封住院。我自己身体多病，不祥的感觉是自己也许会早一步离去，而想不到二姐得病，熬到过年，正月里就离开了我们。

二姐所得是癌症，病魔让她始料不及，亲人都觉得太快，曾经的肥胖，直到骨瘦如柴，看上一眼都心痛，死亡也许是最好的解脱。

我自五十岁起就开始写回忆录。回忆中二姐的形象宛然若在，她温柔、和蔼、沉静、干练，极有爱心，又极有活力的，在弟弟的心中永远活着。

我写回忆录，第一条主线是父亲。我的父亲是二姐的三叔。父亲在农村小学里当总务主任，对侄女侄子的上学，也多有帮助，全家人都尊重他。第二条主线是读书，我记得最早走进图书世界，便是二姐未出嫁前所居的东村老院的小南屋，那里有个书箱，姐姐保管的相当于村图书室。第三线主线是疾病，我因病在义马诊疗、住院，去过多次，恰恰每次都与二姐相关。那时二姐已经出嫁，婆家就住在义马。每一遍回忆都离不开二姐，或者说，如果没有二姐，就没有现在的我。

一生做个读书人，在二姐那里读书，是我较早“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的贪婪阅读。为我此生的读书打下兴趣的基础。二姐屋内的小书箱，每次有三五十本书，半年会一换，我基本上都读到箱底，那时我的年龄不过十岁左右，二姐比我大十几岁，也不过二十出头。二姐在东村煤矿上班，我总趁她在家时候，躲到她屋子，翻阅，然后再借出。没有任何借阅手续，只是偶尔与二姐说几句话，在二姐的小床上爬一会儿，觉得那个小床都是温暖而体贴的。那些书，我读过黎汝清、浩然、郭沫若、鲁迅、冯德英，更多是村史、家史、英雄故事，让我比同龄人多了一层文革中图书的阅读积累。

一生又是残疾人。我的残疾由于疾病，而疾病的治疗，在义马是个转折。1979年患病，辗转于三门峡、西安、洛阳治疗，1980年初秋，听说义马矿务局医院从白马寺洛阳正骨医院调入一个骨科专家，就转到义马看病。去过几次，最后一次是住院，住院之前是手臂上的创口多半年脓血不断，父亲背着我来来去去，出院之后是手臂上的创口愈合，而自己开始拄双拐。

2019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