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季神童轻生　　压力来自何处

文／山路水桥

　　邓波老师前天问我对于“十四岁高二女神童轻生事件”有什么看法，有关报道我是早就看到了的，对于这336字的遗书以及太多具体的报道事实，我实在无话可说。不是我因为看得太多而已经麻木了，也不是说我对此没有一点思考。
　　类似的事件我们学校也有过多起，千头万绪啊，简直无从说起。
　　长期以来，我看过许多专家对此发表的各种意见，但是，坦率地说，从他们的长篇大论中始终也理不出一个建设性的头绪。我还能说什么？
　　要说谁有责任，“人命关天”的大事谁都会双脚直跳。但是方方面面，又有谁能脱得了干系？
　　有人做了统计，学校里的“轻生”现象较多地反映在“优秀生”、“高学位者”的身上，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方面，“优生”们已经把优秀作为了一种“习惯”，他们容不得自己遇到一点挫折（包括学业上，人际关系上，情感上），经不起别人（包括家长、老师和同学）对他们的半句批评和指责。
　　另一方面，对“优生”，学校和家长寄予的希望都特别的大，对他们的要求都特别的严。家长希望孩子能为自己争光彩，学校希望学生能为自己装门楣（实际上与以前的“耀祖荣宗”完全是一个意思）。
　　真要讨论起来，这个“十四岁女神童自杀事件”无疑是当今“应试教育”下的又一个悲剧。
　　在常人看来，类似的事件，搞“应试教育”的学校、教师，理应是最直接的最主要的第一买单者。所以专家们所提出一切关于学生“轻生”的“预防措施”或“干预机制”，都是冲着学校与教师的“应试教育”来的，冲着学生的“心理问题”来的。
　　且慢，我们研究过学校、教师搞“应试教育”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吗？
　　在“升学制度，媒体舆论，家长期望”全方位的“抢、逼、围”下，学校、教师能不搞“应试教育”吗？

　　难道要我们的学生，调整“心理状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去适应“升学制度”的摧残，去接受“应试教育”的煎熬吗？
　　媒体上（过去是报纸，现在有更多的是网络）状元光荣榜（分省、分地区、文科、理科、总分、单科直至作文单题）、状元谈访录、状元经验满天飞；哪个学校、谁班上出了一个状元，记者上门采访、电话采访就络绎不绝；那个班级考上一流、重点的比例高，任课老师虽然不能明着得到什么奖励、荣誉或职称，但是潜规则大家心知肚明。
　　媒体上，一直有这样一句话“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我本来是很欣赏的，因为我把这个“好”字理解为“进步”、“提高”。我一直认为能够教“差班”，使“差生”有较大的进步和提高，与“优生”的距离逐渐缩小的老师，才是真有本事的好老师。而教“优生”、吃“金豆子”而下的并不全是“金蛋”的金鸡老师不能算什么好老师的。
　　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仔细体会下，发现“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其中“好”字的含义，从媒体具体阐述的本质上看就是“优”。社会及家长是决不认同“进步”与“提高”的，而只会盯住优秀不放。
　　于是“差生”就被学校和老师所彻底唾弃，而“优班”的学生不断被淘汰，向“差班”输送新鲜血液。后果是“优生”压力就越来越大，“差生”就更加自暴自弃。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最后的责任不可能是别人，无论是上级部门、还是媒体社会舆论，全部推向学校、推向老师。
　　更有专家将“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中作“优”字解的“好”字，更推进一步，赤裸裸地鼓吹为“每个孩子都可以成为神童的”，建议为未出生（或刚出生）的孩子就开始“设计人生”。
　　于是家长们心里就只有“清华、北大、985”，至少也得“211”。

　　于是专家们建议允许有“跳级、跳级、再跳级”，最好是8岁就去上大学，10岁就大学毕业。全国办它30个、100个神童少年班。
　　少数天资特别聪颖的孩子的家长这样想，我觉得尚属可以理解（但千万不要把优秀当成一种负担，前文《当优秀成了一种负担．．．》中我特别讲了这个问题）。而我们更多的家长总有一种攀比心理，看着人家的孩子成绩优秀遥遥领先，而自己的孩子名次落后、成绩起伏，就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无地自容之感油然而生，真想在什么地方挖个地洞往下钻。这种情绪能不影响孩子才怪呢！
　　媒体的舆论使学校无所适从，家长的期望使学校左右为难。

　　老师的无奈、家长的期望，通过层层“压力传递”与“压力放大”，最终全部让学生来承受。
　　不要说普通家长和老师，有多少搞“心理学”的家长和老师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了，还能说我们的孩子怎么样，那么样吗？
　　学习本来应该是很有趣的，不断掌握新知识应该是很开心的。现在，学生“厌学”的情绪越来越浓重，责任究竟在谁？
　　生命是最宝贵的，“求生”是人的本能，现在却有那么一些优秀学生却感到“生不如死”想到“轻生”，责任究竟又在谁？

　　教育是学校的事，也是全社会（包括家庭、媒体、政府）的事。教育的成绩与责任也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