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洋大观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全十一册，作为《敦煌文献合集》（汉文翻译佛经以外部分）的第一部，率先由中华书局于2008年隆重推出，各类书评亦随即纷至沓来。敦煌学名家项楚先生在为本书所撰《序》中，用了“集大成，高水平”六个字，对本书的整理成就进行了高度概括。本书编委会所撰《前言》将本书的整理工作概括为（一）分类；（二）定名；（三）缀合；（四）解题；（五）校录五个步骤。因此，几乎所有书评都是围绕整理成就立论。这当然没有问题。本书连获多项大奖，包括分量很重的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古籍类图书奖，以及最近又入选分量更重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书目，已经足可证明。但我认为，本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也不能或不应忽视。这里谈谈我的看法。

中国经学史的发展，基本上一直围绕两个争论进行：前一个争论是两汉的今文、古文之争，后一个争论是两宋的汉学、宋学之争。今文、古文之争，导致今文衰落，古文兴盛；汉学、宋学之争，导致汉学衰落，宋学兴盛。

先说今文、古文之争。《尔雅》无今文、古文之说，可以不论。其余诸经：

（1）《周易》：西汉原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之学，东汉前期并立，均为今文，传者甚众。西汉另有费氏学，其本皆为古字，号称古文《易》，初未能立，东汉陈元、郑众、马融、郑玄、荀爽等相继传习并作传、注，遂大兴。至曹魏王肃、王弼皆为之注，今文施、梁丘二家并亡佚，孟、京氏二家亦无传习者。迨至隋唐，仅王弼注本一枝独秀。唐官修《五经正义》，即以王弼《周易注》为底本。敦煌所存《周易》，均为王弼注本。

（2）《尚书》：西汉伏生能背诵，先口授，再作传以授，遂有欧阳与大、小夏侯三家之学，东汉前期皆并立，均为今文，相传不绝。西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所藏之书，皆为古文，孔安国以今文校之，以隶古字写之，综合其他，成58篇，并为之作传，谓之《尚书》古文之学，初未能立，东汉杜林、贾逵、马融、郑玄等相继传习并作训、传、注，遂流行。西晋永嘉之乱，今文欧阳与大、小夏侯三家并亡。东晋梅赜谓得孔安国原传，奏之，与郑玄注本并行。迨至隋唐，孔传独尊，郑注甚微。唐官修《五经正义》，即以孔安国《尚书传》为底本。敦煌所存《尚书》，均为孔安国传本。

（3）《诗经》：西汉原有齐、鲁、韩三家，至东汉一直并立，基本均为今文，传者不少。西汉又有毛苌（小毛公），从毛亨（大毛公）处受《诗诂训传》，称为《毛诗》古学，初未能立，东汉谢曼卿、卫敬仲等及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相继传习并作传、笺，遂大兴。魏晋时期，今文齐、鲁二家先后亡佚，《韩诗》亦无传习者，唯《毛诗》盛行。南北二朝“并主于毛公”，也就是郑玄所笺《毛诗》。迨至隋唐，唯郑玄笺本独领风骚。唐官修《五经正义》，即以郑玄《毛诗笺》为底本。敦煌所存《诗经》，主要均为郑玄笺本。

（4）“三礼”：情况比较复杂。《仪礼》原为西汉初高堂生所传，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为今文；同时，河间献王上所得古经，与高堂生所传不殊，而字多异；东汉末年，郑玄传小戴之学，而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为注，郑氏《仪礼注》遂有古文成分。《周礼》原亦为西汉河间献王所上，为古文，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颇为流行；东汉马融、郑玄相继传习并作传、注，遂成古文代表经典。《礼记》原亦为西汉河间献王所上，但经刘向考校，大戴、小戴整理，以古文为主，兼有今文，东汉马融、郑玄相继传习并为之作注，盛行一时。但至南北二朝及隋，“三礼”唯郑注立于国学。唐官修《五经正义》，仅以郑玄《礼记注》为底本。敦煌所存“三礼”，也只有郑玄《礼记注》。

（5）《春秋》：西汉原有公羊、穀梁、邹氏、夹氏四家，均为今文，传者甚众。同时，又有左氏，出于张苍之家，为古文，贾谊为之训诂，刘歆欲立于国学，未能如愿。王莽时，夹氏亡，邹氏无师承。东汉贾逵、服虔并为左氏作训解，西晋杜预又为左氏作经传集解，左氏遂大行于世。此后，何休《公羊注》、范宁《穀梁注》与服虔、杜预《左氏注》并立国学。但至隋，惟杜预《左氏注》盛行，余皆浸微。唐官修《五经正义》，仅以杜预《左传注》为底本。敦煌所存《春秋》，杜预《左传注》最多，范宁《穀梁注》甚少，何休《公羊注》则未见。

（6）《孝经》：西汉原有颜芝藏本，为今文，流传甚盛。同时，又有古文，亦出孔子旧宅，孔安国为之传。刘向典校经籍，比较二本，除其繁惑，东汉郑众（司农）、马融并为之注。同时又有郑氏注，或云即为郑玄注。南朝梁时，惟孔传与郑玄注并立国学。梁乱，孔传亡佚。至隋，访得孔传，交刘炫考订，孔传又与郑注并行。唐代情况似乎不同。较早似乎郑注为尊，孔传稍逊。敦煌所存《孝经》，郑注最多，孔传鲜见（敦煌另有佚名《孝经注》，或疑为孔传），可为证据。稍后，唐玄宗《孝经注》颁行，郑注、孔传则相继散佚。

（7）《论语》：西汉原有齐、鲁二家，为今文，流传颇广。安昌侯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自成新本，当时号称张侯论，流传甚盛。同时，又有古文，亦出孔子旧宅，孔安国为之传。东汉郑玄重新整理张侯论，篇章全从鲁论，字句全从古论，而为之注，影响深远。曹魏陈群、王肃、周生烈、何晏等皆宗张侯论，陈、王、周皆为义说，何为集解，齐、鲁二家遂亡。迨至隋唐，郑、何并行。敦煌所存《论语》，均为郑注和何晏集解。

综上所述，可知今文、古文之争，确实导致今文衰落，古文兴盛。隋唐流行的王弼《周易注》、孔安国《尚书传》、郑玄《毛诗笺》、郑玄《礼记注》、杜预《左传注》、郑玄《孝经注》、郑玄《论语注》，均为古文。敦煌所存诸经传，情况与之完全相同。因而我曾认为：敦煌儒典代表了隋唐的主流文化。

再说汉学、宋学之争。汉代今文经学主张“天人感应”，追求“经世致用”；古文经学则偏重训诂和章句名物，与现实政治联系不多。汉学专指古文经学，重训诂，代表人物有孔安国、刘歆、马融等，至郑玄集大成；宋学即理学，重义理，代表人物有张载、程颢、程颐等，至朱熹集大成。南宋理宗崇尚理学（理宗庙号即因崇尚理学而得名），宋学取得独尊地位，汉学自然逐渐衰落。最直接的反映，是选举试题依据的经传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曾指出：敦煌儒典仅存九类、四十余种，与唐五代的科举关系非常密切。实际上，中国经籍的传承兴衰，原本就与国家选举人才密切相关。汉官设“五经博士”是为了察举，也因此确立了《易》、《书》、《诗》、《礼》、《春秋》五大经的地位。唐官修《五经正义》是为了科举，也因此确立了王弼《周易注》、孔安国《尚书传》、郑玄《毛诗笺》、郑玄《礼记注》、杜预《左传注》五大经传的地位。宋学取得独尊地位后，选举试题依据的经传多为宋学代表人物著作，唐代汉学五大经传固然很难见到，郑玄的《孝经注》和《论语注》二小经传也被列入另册（此二小经传最终亡佚，应该与此有关）。这种情况，元及明前期未见发生大的变化。

《元史·选举志一》科目条记初定科举法：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

可见当时科举考试：《周易》规定用程颐《易传》和朱熹《周易本义》，《尚书》规定用蔡沈《书集传》，《毛诗》规定用朱熹《诗集传》。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此三经才可以参用古注疏。“三礼”惟《礼记》可以参用古注疏，因为朱熹自有《仪礼经传通解》，对《周礼》也有很多研究心得。《春秋》可以用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春秋传》。《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所谓《四书》只能用朱熹《四书集注》。《孝经》虽然没有提及，但一定是用唐玄宗《孝经注》和宋邢昺《孝经疏》。无一字明确提到前揭唐代包括敦煌流行的那些古文经传。

《明史·选举志二》科目条记初定科举法：

《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

与前揭《元史·选举志一》的记载几乎完全相同。这是明前期的情况。嘉靖（1522—1566年）时期，“前后七子”倡导复古之风，观念开始转变。《明史·李攀龙传》说：“其（李攀龙）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可见对所谓“宋学”颇为不屑。故同书《儒林传序》说：“嘉（靖）、隆（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到了清朝，情况更加发生逆转。

皮锡瑞《经学历史》称清朝为“经学复盛时代”。这里的“经学复盛”，实际上是指汉学也就是古文经学的复盛。清朝的汉学代表人物远远多于宋学代表人物。明代万历始刻、清代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依次为王弼《周易注》、孔安国《尚书传》、郑玄《毛诗笺》、郑玄《周礼注》、郑玄《仪礼注》、郑玄《礼记注》、杜预《左传注》、何休《公羊注》、范宁《穀梁注》、唐玄宗《孝经注》、何晏《论语集解》、郭璞《尔雅注》、赵岐《孟子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最重要的王弼《周易注》、孔安国《尚书传》、郑玄《毛诗笺》、郑玄《礼记注》、杜预《左传注》五大经传，即唐官修《五经正义》确立的五大古文经传。但如果据此认为，隋唐作为主流文化的古文经传，经过宋元明的衰落，到了清代全面复活，那就有问题了。因为到了清代，这五大古文经传的文本，经过宋元明的衰落，坊刻肆印，鲁鱼帝虎，已与隋唐时代不尽相同。不仅如此，郑玄的《孝经注》和《论语注》二小经传也早已亡佚。而本书就不一样了。

本书将敦煌藏经洞所出唐代经部文献合炉而冶，分为群经、小学二类，群经类四册，小学类七册。群经类第一册为“《周易》、《尚书》之属”，第二册为“《诗经》、《礼记》之属”，第三册为“《左传》、《穀梁传》之属”，第四册为“《论语》、《孝经》、《尔雅》之属”。《新唐书·百官志三》国子学五经博士条说：

五经博士各二人，正五品上。掌以其经之学教国子。《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为五经，《论语》、《孝经》、《尔雅》不立学官，附中经而已。

此条记五大经排序有误，《礼记》应在《左氏春秋》之前。这样，就可以想见，本书除了《穀梁传》，群经排序都是按照唐代实际情况编排的。是否有意如此？这里可以不论。显而易见的是，本书群经类加上小学类（主要都是与群经相关的字书、韵书及音义），基本均为唐代写本。隋唐作为主流文化的古文经传，经过宋元明的衰落，到了现代竟然全面再现。读者不仅可以根据本书了解隋唐作为主流文化的古文经传的原貌，还可以根据本书订正明清以来校刻《十三经注疏》的疏误。就此而言，本书的价值与意义自然不容低估。因而我认为：本书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遗憾。最重要的是应该连同吐鲁番经部文献一并整理。因为敦煌与吐鲁番关系密切，敦煌文献中含有吐鲁番文献，吐鲁番文献中也含有敦煌文献，二者本就很难分开。特别是本书所收郑玄《论语注》，敦煌出土不过几件，吐鲁番出土却有几十件，没有吐鲁番出土郑玄《论语注》的加入，仅敦煌出土郑玄《论语注》，是无法展现该经传在隋唐主流文化中的原貌的。此外，本书2008年出版，此前相关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基本一网打尽，此后相关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却无法吸收。譬如：敦煌土地庙出土的《诗经注》残卷，本书根据苏莹辉先生论文公布的摹本进行整理，尽管尚有不同意见，仍定名为《毛诗注》。而我稍后根据新公布的向达先生早年拍摄的图版进行整理，经过详细考证，定名为《韩诗注》。斯坦因获得的S.7003B是一件郑玄《论语注》（雍也、述而），《敦煌经籍叙录》说“该写卷没有复原，无法阅读，当然也就无法进行研究”，因而本书未收。而我稍后即对该写卷进行了整理，并按原式进行了复原和解读。研究总是后来居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希望读者不要因此对本书有所苛责。

本书得以成功，原因很多，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本书项目组成员重视基础性工作。譬如在本书出版之前，项目组成员整理出版的《敦煌经籍叙录》，还有更早整理出版的《敦煌音义汇考》，材料搜集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本书群经、小学二类汇集的材料，基本没有超出此二书的范围。一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重视本书整理工作。本书在1996年4月、1997年5月召开过两次编纂工作座谈会，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傅璇琮先生均亲临座谈会，发表重要指导意见。当时国家财政尚不宽裕，而本书却能较早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自然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有效的组织协调工作分不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组织协调工作的绩效，在国家设立图书出版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以后，越发显得突出。2007年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获得图书奖的60种图书中，就有7种是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出版的。此后节节攀高。2013年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更有14种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出版的图书获奖。本书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出版的图书，也在2010年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中获得古籍类图书奖。这对获奖图书而言自然是实至名归，对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而言也体现了它的资助出版的绩效。这种双赢局面来之不易，值得我们珍惜！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