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

听着谭咏麟的《朋友》不由的让我想起最近熬夜观看的电视连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看到不断从电视剧里涌现到眼里的感动，“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岂曰无衣,与子同泽”这些记录战争年代生死与共的袍泽兄弟的真情真义,我情不自禁莫名的感慨。以前曾经听说过一句话：“中国人的情谊往往不会有西方人的‘朋友’，如若两人到达了某种无话不说，无事不干的程度就是彼此的“兄弟”，所以中国人不理解西人的‘朋友’，或者是不屑西人的‘事归事，情归情’的单一处世逻辑。

夫子论语开篇的第一句便讲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呼。”这说明几千年来中国人对朋友一直是极为很看重的民族，而这“看重”是怎么一个看重法，怕不是三言两语说的清楚，更不是西人因有了辨证法而让他们简单的大脑可以理解中国的“兄弟”一词的内在含义。比如说，中国人若是朋友间合伙做生意，往往是吃住在一起，祸福一起享，自然有那半途做逃兵当叛徒的卷了自己的铺盖跑人的主，这样的合伙人肯定被我们认为是不厚道，小人行径，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一旦发生，朋友是肯定没的做了，下回若是在路上遇见不恶言相对就算是很大度的了。而另一种可能是两个合伙人同甘共苦，患难与共一起打拼江山，后果无论是飞黄腾达还是穷困潦倒，依然不离不弃，那这二位肯定会把彼此当成了此生最铁的“兄弟”，至此后一条裤子一起穿，只要有哥的一碗饭吃自然不会少了兄弟你的一口饭。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往今来的生活中比比皆是，凡夫走卒无不为生之流年中有如此一忠肝义胆的兄弟而觉得生亦何忧，死亦何惧。

这“兄弟”一词的意义不仅仅适用于凡夫走卒之间，就是最容易彼此相轻的文人间也是再合适不过。唐朝大诗人王维在他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里就深情并茂的饮唱道：“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中国文人受儒家和道家的传统思想的影响，骨子里皆有心怀天下，侠肝义胆的磊落之气，只是平素无处抒发一直将充沛的情感压抑于胸，一旦遇见合乎自己心性的人，自然是将一腔的多情尽付自己信得过之人的身上。再读唐诗宋词，凡是论及友谊的佳话无不以“兄弟”情谊论之。古代文人之间喜好“称兄道弟”即使年龄小过自己，也称其为“兄”，一是以示礼貌，二是以示敬重。俗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而真要淡如水的话恐怕也就各自相对而无言了，这种只闻琴声便可如子期伯牙一般心有灵犀者毕竟少数，高山流水千古绝唱，也不是一般需要点暖气的人能够消受的起的雅致。故而中国的文人还是需要把酒相欢，醉卧花间的同类享受这变换无穷却又丰富多采的生之乐趣。一个可以吟诗做对，又能通晓自己心事的知己不正是亲如手足，却又胜于手足的兄弟。“桃花潭水深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无怪忽李太白有意将离别诗写的这般情深。

几千年的人文历史，让中国人把情和事连在一起生活，所谓人情世故也即出自于此，西方人总是弄不懂中国人的“人情观”，为什么做事非要讲人情，客气起来还送点礼，这在他们的处世观念里似乎是接近虚伪的做法，但是办不到，在中国，你不通晓人情世故，你就寸步难行。无论权位多高，家资多殷实，只要他把你当成“兄弟”什么事都好说。中国人才不管你西方的那一套“情归情，事归事”的单一逻辑。所以听说现在到中国做企业的西方人也渐渐学的乖巧，也懂得和人套近乎，做兄弟好办事嘛。

这一套中国人特有的“人情哲学”过了自然不好，但是你怎么着也得顺应着几千年的国情去做，谁说做“兄弟”的一定是餐桌上的狗肉兄弟，谁说做“兄弟”非得做的不伦不类，尔虞我诈，“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各有志，最终把“兄弟”这门艺术发挥的好的还是看自己的智慧和尺度。“兄弟”间可以为所欲为，也可以互相纠正，互相改善各自的缺点，“大丈夫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最终兄弟间凭着过硬的情感基础，总能做出点发挥余热，造福乡邻的事，未必都要同流合污的去做那伤天害理的糊涂事。正如谭咏麟在《朋友》中的歌词：“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

                                                                                                                                                          20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