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责任?——答博友赵恢真

读西塞罗《论责任》IX 

博友赵恢真老师是我在网上发现的同道之一，他说如果不能将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独特感悟说出来，将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他原创的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对话录，很有意思。我读西塞罗的《论责任》（写于元前44年）时，感叹西塞罗论说的细致严谨时，也想到《论语》其实也是道德文章，但我却始终没有兴趣读完。而且我一直做实际工作，没有做学问的功底和方法，每每只是写出一些直觉，因此我求助赵老师就责任问题继续写一篇对话录，认为一定很有看头。赵老师很认真，但他还没读过西塞罗的《论责任》，我正好刚读完，就略为总结一下西塞罗的责任论述。

虽然西塞罗的道德观在今天看来，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关于人的生命价值问题，但我对他的论述逻辑很感兴趣。而且，他的论述，某种程度上也帮我解开了从小就对道德所抱有的诸多怀疑和矛盾。

虽然西塞罗说论述之前应当先对责任下个定义，但他并没有下传统的定义，而是概述了责任论述及责任的构成。根据他的概述，依我看，责任就是行为准则。至于如何决定行为准则，西塞罗认为有五类问题，一，判断行为是有德（morally right）还是无行（morally wrong）；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插一句，我读的是中英文对照本，虽然读中文会快很多，但常常搞不清作者的准确含义，因此不得不转读英文，原因就在于英文的表述更确定和准确——如right，justice，这似乎是书中出现最多的词汇，意思很明确；而中文仅right就有几种表述，如正确、有德、义，个人感觉每个词在汉语环境中的侧重都不相同。言归正传，二，面对同是有德的行为，如何选择？三，行为是否“有助于生活的舒适和快乐、对财物的管理、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权力，以及是否有利于自己和朋友”，也就是对功利（expediency）的考虑；四，有两种功利可供选择时，哪种更大？五，义（morally right）与利（expediency）发生冲突时如何选择？

因此，西塞罗将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道德之善（moral goodness）；主要论述几种美德，西塞罗归纳为四个方面，追求真知、公正、仁慈与慷慨、行为适当。因为美德是名词，所以用goodness，而反映到对行为的判断上，就使用形容词right，因此goodness和right在文中同义。关于西塞罗的美德论述，我在之前的阅读杂感中谈过，此处不赘。

第二部分，功利（expediency）；西塞罗围绕人与物所提供的便利进行论述。人所提供的便利也就是人所提供的服务，在这里，他将第一部分的美德在人的行为中具体化，如公正、智慧、节制、才能，这些可以获得他人的爱戴、信任和敬佩，也可以获得荣誉和好名声，这些都构成功利。

他谴责不义的战争，他反对暴力，认为暴力本身比通过暴力获利危害更大，因为暴力所得只能传给少数几个人，但暴力本身的传染范围却相当广泛；他认为善意力量巨大，而恐惧的力量却很脆弱；在服务和财物所提供的便利中，他认为服务是更高的便利，因为大手大脚不仅会导致财物枯竭而且会助长贪婪；他还认为，应当服务于人而不是服务于物和外在条件。

西塞罗在这里也谈到国家及管理人的作用，他在本书中已经提出，国家的作用相当于信托管理局，应当为全体委托人服务，而不是服务于少数人或受托人。这种提法显然与古希腊罗马的城邦特点及商业发展有关，与孟子的“民贵君轻”可能没有多少可比性，但显然前者更实在。

第三部分，义利冲突；如前所述，义即morally right，行为表现之道德之善。

似乎当时有数种理论，主要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义利一致，没有冲突，另一种认为义利会有冲突。而前一种观点还有不同的学派，如斯多葛学派认为道德之善是唯一的善（西塞罗比较倾向这种观点），而亚里士多德学派认为道德之善是最高的善，其他还有如健康等属于自然之善，但道德之善之外的一切加到一起也无法比拟道德之善之一角。

我们可以想见，由于看法的不同，如果没有确定的原则，这个问题很难讨论。可能正因如此，西塞罗首先提出了他的原则，我感觉有点像“天人合一”的社会法则。

3.1“天人合一”的社会法则

“斯多葛学派认为最高的善就是过‘顺应自然’的生活”。从西塞罗的论述，我认为这一原则的重点在于公正和社会契约（community-bond）。西塞罗指出，“夺旁人之物和靠旁人之失得利，比死亡、贫穷、痛苦或其他任何人身或财产方面的不幸更有悖于自然，因为对于社会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伙伴关系来说，不公正（injustice）是致命的。如果每个人为获得个人利益欺骗或伤害邻人，那么维系人类社会的纽带（bonds）就必然被摧毁。打个比方，假如我们人体的每个器官都有这种想法，以为摄取临近器官的精力就能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壮，那么整个身体就必然衰弱而死。”这一自然法则，即衡平法则（rules of equity），也是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定法。

确立了这一原则，就可以看到，世人的许多利不过是貌似之利（what seems expedient），如认为“比起对他人的不公正行为来说，死亡、贫穷、痛苦，甚至失去子女和亲朋好友更应当避免”，就会损人利己。西塞罗认为，错误在于“认为身体或财产的不幸比灵魂的不幸更严重”。

我想起刚看过的一个美国电影（不记得片名），一个富豪的妻子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贿赂医院插队获得为儿子移植的心脏，但本来应当获得这个心脏的孩子就失去了生命，这个孩子的父亲本来是个尽职的警员，在失去儿子后，对社会公平彻底失去信心，开始报复社会的犯罪行为，最后自己也失去生命。当一个警员对他的同僚说，应当追究富豪妻子的犯罪行为时，这位同僚叹了口气，说，“我们穿上这身制服时，常常忘了我们也不过是一个人。”而那位母亲最后却对警员说，如果让事实重演，她还是会以拯救自己儿子的生命为先。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西方人在对人性进行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之后，对于人性的弱点也越来越宽容，但社会的公平法则和人们之间的纽带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我注意到西塞罗的著述中经常提到一些著名人物之间的收养关系，感觉古希腊罗马似乎对于血缘关系没有古代中国那么看重，不知这是否也是西人更看重社会纽带的原因之一。

西塞罗因此得出这样的既定原则，“凡是不义（morally wrong）的决不可能有利——甚至因此得到认为是有利的东西也不可能是利，因为只要认为某行为虽然不义但有利，就会使人道德败坏。”似乎即使在当时，西塞罗所持有的也是一种十分严格的道德标准。尽管如此，继续读他之后的论证时，我不得不承认，如果他没有这么坚定而明确的原则，他就很难得到确定的结论。

 （接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