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为天下贵——灾后个体的重生

    距离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近两个月了，远离地震灾区的人们早已恢复了生活的平静。尽管媒体上关于灾区的报道仍在继续、每天不断刷新的死亡数据还在提醒着我们又有更多的同胞离去，但曾经被唤起的悲悯和感动，逐渐被日常琐事的烦扰和经济世界的冷漠所替代，人们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为生活奔波。

    在奥运盛会近在咫尺、地震余波慢慢消散的时候，我们继续关注巨灾面前的个体命运似乎不太合适宜。可不要忘记：灾后重建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事业、在巨灾面前我们仍是那么的脆弱和无力。回首曾经的巨灾给人们生活和心理造成的重创，关注这次灾后重建中的个体命运，是为了呈现出个体在经历极端风险后，如何在生活上、心理上、财务上重新挺立起来，进一步让我们反思当前的经济世界与社会生活，推动人性的复苏与个体意识的觉醒。

    灾区需要重建、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需要以“人”为中心进行调整，让我们回归到“人”的原点吧，不要遗忘、更不要放弃，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

毁灭之后的日子

    这次发生的5.12汶川大地震，对于曾经经历过32年前唐山大地震切切实实的知觉与痛觉的唐山人来说，像是重拾碎梦，在与四川同胞感触着地震带来的巨灾之痛时，更掀起了很多人试图尘封的回忆。回首这些往事，能更让我们体会到巨灾给人们带来的长久伤害，认识到灾难中的幸存者恢复新生是多么的不易。而对于我们这些远离灾区而平安的人，也会深深触动。

  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破家值万贯！

    51岁的姚晓燕现为唐山钢铁公司高级技术分析师，回忆起地震后的日子，她显得很平静。

   “三十年前的那些日子对每一个经历过大地震的唐山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好像就在眼前，似乎刚刚过去。当时的人们不哭、不闹，默默地掩埋亲人、朋友和素不相识的遇难者，大家都用沉默来面对灾难。关于这场大地震，大多数人可能都是通过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来了解的。没有唐山人出来讲述我们的遭遇，实际上在我们的心中，那一幕幕仍然历历在目。”

    唐山大地震发生前一天，姚晓燕的母亲恰好带着弟弟去了西安姥姥家。“1975年父亲去世后，姥姥便几次来信叫妈妈带着全家回西安定居，可是哥哥已经工作，妈妈舍不得哥哥一个人留在唐山，紧接着我又参加了工作，所以妈妈决定留在唐山。那个暑假，妈妈要回西安看望姥姥去。地震发生前一天早晨六点，我们全家一起出门，哥哥和我、两个妹妹送妈妈和弟弟去公共汽车站赶火车。临行前哥哥央求妈妈带他也去，哥哥小时候在西安住的时间比较长，对姥姥家的人很有感情。妈妈说：‘你已经是有工作的人了，还得上班呢’，哥哥说请假也要去，我知道妈妈是个对工作视为生命的人，绝对不会同意哥哥请假的。最后，妈妈和弟弟走了。”

    姚晓燕回忆着，“地震那天，我和哥哥都上晚班。哥哥比我早回来一点，我回来时他刚睡。当时0点10分，两个妹妹都睡着了，我们姐仨睡一张床，小妹靠着南窗，大妹睡在中间，给我留出床的最北边。我上床看了会儿小说，大概2点40多了才睡。凌晨3点多地震的时候，睡得正熟，当时感觉床在剧烈的摇晃，好像要把我掀到地上去。

    我好不容易睁开眼睛，对面墙上的地图和挂在地图上的红格的确凉衣服好象在飞，房子东北角的大衣柜也在剧烈摇动，我下意识地去抓大妹，又去抓小妹。等我醒过来，眼前一片漆黑，身上不知压着什么东西，浑身上下哪儿都没法动。大妹被我和小妹挤在了身下，没有受伤，小妹的腿被暖气管子卡住了，很疼，一点都不能动，我只是觉着很挤，哪儿都不疼。我想起读过的小说中煤矿工人在井下遇到塌方时的描写，赶紧对妹妹说，你们两个都不要叫喊了，节省力气，等着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救咱们的。我来喊。”姚晓燕顿了顿，“我不断地喊着，可是周围像死了一样，没有一点动静。我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我还不到20岁呀，快来救救我们吧！我不想死呀。我一哭，两个妹妹也哭起来，我强忍住悲伤，赶紧止住哭泣和妹妹说，别怕，会有人来救咱们的，他们发现楼塌了以后，肯定是正在找吊车什么的，一会儿就该有人来了，你们都别叫了，可以多支持一会儿。”

    幸运的是，姚晓燕和两个妹妹都被救了出来，最终都平安地活下来了。而当时只有21岁的哥哥却离开了。“大哥只不过是内出血，如果医疗条件跟得上，他是可以抢救过来的。他不断叫口渴，不知医生是不是觉得没法救他，就不让他再痛苦了，给他喝了水。”姚晓燕在听到哥哥离开的消息时，第一次在地震后哭出声来。“后来，住到刚搭建好的简易棚里，我和妹妹到简易棚后大楼遗址去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找到的。看着震后倒下的楼房时，好象谁从我们家东墙切了一刀，齐唰唰露出白白的墙，墙上地图处仍然挂着我那晚脱下的红格的确凉汗衫。厨房保留的面积稍大一些，卫生间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没有一点损害，要是哥哥躲进卫生间就好了。”

   “过了差不多两个月，妈妈带着弟弟回来了。我能够体会母亲当时的心情，因为哥哥是他最疼爱的孩子。后来，眼看着到冬天了，住在简易房里特别冷，于是家里添置了好多东西，每人发了一丈二的布票，家里五口人一共六丈，我到处买布，都不好看。可是不管好不好看也得买，买回布买回棉花，做新被，把旧被子拆了，每人再缝一条褥子。买了两个好看的暖壶，一个浅兰色的，一个红色的，我很喜欢。还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我算了一下账，短短几天花了一千多元。不经过从无到有的过程，真想不到会花这么多钱。我们家妈妈工资虽然高也才60多元，我才39.78元，加起来一个月收入不过一百块，这一下就花去了一年的收入。真是破家值万贯，我这次可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震后承担起家庭责任的史晓燕，变得更加坚强，而这段历史也成为她“刻在心中的记忆”。    

  母亲瘫痪后

    唐山大地震三个月后，赵兖军在山东兖州九一军医院出生了。“地震那天，母亲恰好在靠近唐山城区的姥姥家，已经身怀六甲的母亲由于行动不便，被倒下来的木头砸伤了腰椎。于是，被救援医护人员转入到山东治疗，我便是在母亲住进医院三个月后出生的。”赵义的母亲在山东治疗了三年，其间赵义则被安排给一位保姆照料。“为了记住那些在兖州曾经帮助我们的好心人，也是表达对他们的感谢，母亲才给我取名‘兖军’。”“那时候，我姥爷曾经对我父亲说，可以跟母亲离婚，我和母亲都可以交给他们照料。而父亲却毅然拒绝了，他说会好好照料母亲一辈子。”赵义很佩服父亲，“30多年来，父亲对母亲的照顾，我们都看在眼里。因为动不了，大小便失禁时常有的事。父亲不管有多累，都帮母亲打理得干干净净的。”

    也许是父亲悉心的照料，本被医生断定下肢会发生肌肉萎缩的母亲，这么多年来病情一直都没有恶化。不过，父亲的艰辛被赵义看在眼里，“我7岁时，父亲被车撞伤了，不能下床走动。那段日子，有着木匠手艺活的父亲，在床上做家具。”而立之年的赵兖军现在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对于父亲这么多年来的付出不仅是感动，“母亲从山东治疗回来后，每月能领10块钱的补助，80年代时这笔钱还感觉挺可观的。不过，母亲的治疗一直不能间断，而且物价什么都在上涨。父亲就一个普通的农民，又当爹又当妈，不过只要他听到哪种药能治母亲的病，再难买也去帮母亲买到。”

   “现在，母亲的医药费大概每年要7000多块钱。不过，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已经比以前好的多了。我和父亲经营的小生意，收入虽然不是很高，但日子比以前殷实多了。”说话间，赵兖军不忘感谢国家一直每年发给母亲120元的补助，虽然这笔钱在今天的消费水平上看，已经微不足道。朴实的他却觉得，“多少都代表人心儿，这么多年来我们全家都在心里一直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汶川地震后，赵兖军和几个村民也想到灾区出一份力，“不过，看好多新闻报道说这属于个人炒作什么的，所以大家就没行动。不过，大家捐款都特积极，毕竟咱们受难的时候，别人也帮过咱们。”

   两岁后 一个人的生活

    “我的心伤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慢慢抚平，可是这次四川汶川地震又揭开了我的伤疤。”看到尹一辰（谐音）敲击出来的文字，我的心亦是刺痛的。今年34岁的尹一辰在唐山某区政府任职，已经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而32年前那场地震让他失去了双亲，本来我打算放弃了对他的采访，因为实在不忍刺痛他的伤疤。在沉默了片刻之后，他向我讲述起曾经的成长经历，“那天，正好是我两周岁的生日。爸爸的工作也刚刚落实好，为了庆祝，模糊中记得妈妈煮了鸡蛋。第二天，我再也看不到爸爸妈妈了……”又是一阵沉默，“后来，我被接到了伯父家，和伯父一家人生活了一年多，后来伯父又去世了。我便被接到了农村，和姥爷姥姥一起生活，那个时候我姥爷姥姥已经有60了。1984年的时候，因为姥爷姥姥年龄大了，被住在陕西的舅舅接去了。于是，那时的我被送回到了唐山一家福利院。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96年，可以说，在福利院的那些年是我最苦的生活。”

    忽然间，他问我，“如果你在冬天穿的棉鞋坏了，是不是会买双新的？”我一阵惊诧，不知怎么回答。“那时的我，要自己缝，一次两次三次的缝，直到实在没办法穿了才能换。衣服也如此，有一年夏天，我把汗衫（三件）洗了，凉在院子里，因为忘记收回来，我连续好几年都没有汗衫穿。都上初中了，夏天还是穿大厚衣服呢。不过，就连这种厚衣服也不是很多，经常是晚上洗了，早晨半干就穿上去上学。”

    福利院的生活时常勾起尹一辰对父母的怀念，“为了早点能赚钱养活自己，高考前我打算放弃了。还好，我们的班主任和班上的很多同学都鼓励我，还帮助我复习，让我坚持参加高考。高考复习那阵子，我经常是一天只吃一顿饭，或者是买点饼干，还不能想吃了就吃，在学校坚持了15天。”幸运的是，尹一辰考上了大学，“一位做地方民政工作的好心大姨帮我解决了大学学费，还有很多叔叔帮我解决上大学期间的生活费。回想成长的路上，有这些曾经帮助我的人，感觉挺温暖的！”

重建，就是在找回家的路

    当美丽家园在顷刻之间毁于一旦，未遭遇如此巨灾的人很难感同身受到那种巨大的痛苦。重建之路既是在恢复安身之所，更是让心灵得以平静回归。当我们看过30多年前唐山大地震对人们生活造成的长久伤害后，就知道重建之路决非把房子重新盖起来那么简单，尽管现在的生活水平以及社会的发达程度和那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目前，中央已经开始积极部署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这次重建，能否吸取历史和国外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在物理建筑上，更要在环境上、心理上、社会网络上尽可能的恢复原貌，甚至焕发出新的生机。这考验决策层的智慧和决心，也是我们每一个平安的人需要持续关注的。

  建起了房子，未必恢复了家园

   “你知道吗，日本坂神大地震之后，在短短的不到几年时间里，陆陆续续就有500多位老人在灾后重新建起来的漂亮房子里孤独的过早离去。甚至有极端的媒体称那些房子为漂亮的坟墓”。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刘军红说出这段话后，让记者感到非常震惊。

    日本是个地震频发的国家，按理说灾前预警和灾后重建的经验都很丰富，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刘红军的解释是：重建虽然恢复了物理建筑，甚至比以前更漂亮、更豪华，但却割断了人的社会纽带，而后者对经历过巨灾的人才是更重要的。

    设想一下在灾难中失去了亲人的孤寡老人，虽然住进了新房子，但再也听不到邻居家的小姑娘喊她奶奶了、没法和老邻居唠家常了。当这些原来熟悉的生活情景关系被打破了，本来就非常脆弱的老人往往承受不住孤独感的阵阵袭来。

    “靠政府的帮助、新闻的宣传鼓舞是没有用的，甚至心理医生定期不定期的来咨询座谈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刘红军说得很直接：“这些都不如亲戚、朋友、邻里之间的相互帮扶能够在心理上给予更大的安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在重建的过程中尊重从前的人际关系网络，比如原来是十几户人家住在一条街上，重建的时候要考虑恢复这种社会纽带关系，无论是破损还是未破损的家庭。同时尽可能还原以前生活社区的布局，让熟悉的生活情景重现。”

    这种观点就明显的区分开了物理建筑与生活家园的差异，人是社会的人，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而独立存在。每个人都有一个物理上的家、也有一个心灵上的家。人都需要寄托在那些熟悉的生活情景中、也需要靠外力来冲淡一些痛苦的记忆，所以不能把受灾民众简简单单的安排在新居中。这是坂神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做出的反思，而我们在这次重建家园过程中，是否考虑到这些了呢？

  重建，尊重次序也要尊重秩序

    我们在重建一个事物、一个社区的时候，就象在搭积木一样，会按照一定的次序。比如先是医院、学校，再是住宅等等，但往往忽略了内在的社会秩序在灾后重建中的意义。在笔者采访的几位专家中，都表示出了这种忧虑。

    刘军红就提到日本坂神地震后，首要做的事情就是修改和重订法律，一口气修改了16部法律。在法制社会，任何行为都要有法律依据，在灾后重建长达数年的过程中，依法重建是必须的。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曹富国也强调：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最为重要的责任就是规范和完善重建的秩序，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完善公共采购的秩序。灾后重建是个系统工程，法律就是综合各方面对于灾后重建的需求和关注，进行一个体系的架构，保证各方面的措施能够可持续的实施下去。

    而在灾后重建中，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角色定位的区分也很重要。日本在坂神地震后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企业如何参与到地震中来，为了保证企业在参与重建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利润，政府采取减税的做法。这样企业会积极介入到重建中，形成一种市场机制。由政府主导，企业跟进，并融入市场行为，这就建立起了一个长远的、可持续的重建系统。

   “政府不能太过于自信了，灾后重建是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大一统思想是很害人的，必须动员起企业、第三方机构等各方面的力量。政府在其中起到协调监督的作用，而不是事必躬亲”。刘军红说。法律秩序是重建工作的保障，而尊重经济规律可以让灾后重建更顺利地推进，不会产生大的波动。刘军红很推崇日本在坂神地震后建立救灾基金的作法，坂神地震后地方县政府投入了6万亿日元救灾资金，中央政府出了10万亿，即使中央出大头、地方出小头，地方财政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于是成立了一个基金，专门用来灾后重建，通过向全国的企业和个人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方式来募集款项。

    设立重建基金比起靠捐款和财政投入来支持重建的益处显而易见。首先捐款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的当前消费，而通过设立基金发行债券的方式，未受灾地区的居民手中拥有了金融资产，这样不会对当前消费产生很大影响，可以将风险分散到10年（如果是10年期债券）或更长的时间。

    其次从经济扩张均衡的角度来考虑，局部的受灾不会影响到整体经济，反而会刺激经济。1996年日本经济突然出现反弹，有当时消费税提高前集中消费的原因。但坂神地震灾后重建拉动投资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不是通过大笔的财政投入而是利用基金将社会闲散资金募集起来集中使用，灾后的损失实际上可以通过经济运转来弥补。

    在我国，地方政府还不能发行债券，灾后重建资金仍采取中央财政投入为主，以及地方政府互相帮扶的模式，这种旧模式是值得商榷的。

  开拓思路，营造美丽新世界

    地震对于受灾地区来说无疑是一场浩劫，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提高地区影响力、创造更美丽家园的一个契机。唐山的灾后重建是国内一个很好的样本，而日本坂神地震后的一些做法也值得参考。

    坂神地震后，日本中央政府和神户市政府立刻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设立分中心，并且组建地震灾害研究基地和援助中心。众多的机构入驻、一系列的设施投入，很多重要的研究项目在此开展，这大大提高了当地的软实力。汶川地震也让这个不知名的小城为世人皆知，抓住时机申请建立地震研究中心，比起搭建一个地震纪念馆可能更有意义。如果说将来有亚洲共同防震体系的话，汶川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据点，这样可以借助国际机构的经验和力量，提升自身的软实力。

   灾后重建如果仅仅是恢复了倒塌的建筑，而没有顾及到当初的人文环境，那无疑是另一场破坏。在这方面，也是有很多经验教训的。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内务部部长找到一位当时任纽约行政研究所所长的美国私人朋友，让他来帮助设计新的大东京计划。这个研究所设计了一个非常漂亮、现代的大东京。把原来全部铲平，重新规划。一个新的大东京出来了，但背后隐藏着很多问题，比如原来的历史、文化，原有的人情关系被一扫而空。坂神地震后，美国纽约行政研究再次组织国际专家参与重建，承偌重建的时候一定要吸取上次教训，注意历史的承传。

    汶川是个少数民族聚集区，重建中对原有民族生态、民族文化的维护是需要慎重的。这决不是把房子盖起来那么简单。刘军红更是建议，在重建之初，要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包括水文地质的、环境生态的、历史文化的，进行一次综合的战略评估，在重建蓝图上把关键的地方标注出来，要设计出人情味来，依山顺水的将汶川建立成一个世界闻名的优美小镇。

    重建之路是漫长而艰巨的，无论从恢复原有的生活情景和社会网络、还是尊重法律秩序和经济规律、亦或是注重历史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以进一步提升软实力，本质上都是从“人”出发来考虑。重建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划和强制分配，而是在充分尊重人性，从人的诉求出发所进行的精巧设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内心的一片精神家园，重建之路也是回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