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建华吗？我是小霞同学苏珊。小霞现在县医院住院，你快回来吧！直接到县医院！嗯，再见！

     小霞是我爱人。她住院了......孩子生下来了吗？！母子平安吗？孩子正常吗？会否......

     我刚读完《人生与伴侣》杂志中一篇丈夫悼念亡妻的散文，文章写得伤感悽婉，催人泪下，充溢着丈夫对爱妻的负罪感——他年轻貌美的妻子是死在医院产房里的。难道小霞她很严重吗？不然，怎么去了县医院？......

     我放下电话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乘车回县城。立即向科长汇报，到人事科请假，跑回单身宿舍带上所有的积蓄。住处离长途客车站很远，坐电车还要倒一次车，就跨上自行车操近道往车站飞奔。上午十一点半接的电话，十二点十一分即坐上了郑州到县城的客车。我的心，裹挟着浓浓的乌云，塞满了纷乱的思绪，随客车颠簸着飘向县城。

     在郑州这样的大城市里，生孩子，无论顺产还是难产，有了感觉就可以立即去医院，方便。首先是医院多，郑州这么大的城市，几乎不到一平方公里就有一家区以上的医院，开始阵痛儿再悠哉优哉漫步去都来得及。现在，钱也好挣了，娇妻生子，一辈子生活中天字一号的事情，花钱是应该的，人们常常坐出租车或公车或私家车去医院，也好为爱妻省下点力气，养精蓄锐去应对即将到来开天辟地的任务。何况，生孩子吗，有钱没钱都没关系，住院费单位负担，到单位拿张支票，就行了。

     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我在郑州工作，她工作在郑州市地图上最西边那个县之最西边那个乡的卫生院，同属郑州市，相距八十五公里。我，虽然是单位里第一个名牌大学生，也算“准元老”级员工，但因为夫妻两地分居，单位里有权制定分房杠杠的领导们大多都是军转干部，他们以“两地分居”名义让我错过了两次单位分房的机会。我这个元老，与刚分配来的一位新学生住在一个不足10平方的单身宿舍里。平常，她来郑州，我们就出去打游击，而，生孩子，不是几日半月的事儿，再说谁来陪护她，陪护人住哪儿？等等，太多无解的烦心事儿。千思万虑，唯一的出路，就是她兜着大肚子回老家去。

     我俩推算的预产期，在6月15日左右。事先，我们计划好了：6月10日她开始休产假，坐公共汽车回我老家，我在同一天开始休探亲假回去。

     令我吃惊的是，她6月1日就腆着大肚子跑到郑州来，望着我惊诧的表情，她笑眯眯逗我：怎么，不欢迎？岂敢！我只是觉得她太大胆了，再有10来日就要临产了，她居然兜着大肚囊又跑到郑州来。她拉着身后一女孩的手说，单位头头想得很周到，听说她要回家休产假，就派这位同事陪送她。这令我很感动。

     我们俩于6月7日一同回到了我那田园风光依然的老家，专心一致地等待我们爱的精灵光临这世界。

     妻子说，她在乡卫生院几乎两天让产科大夫检查一次，大夫都讲胎位正，只是胎心音有时好象有点弱，但问题不大。在郑州期间，我们又去市医院妇产科检查，大夫称胎位正，羊水有点多。我问妻子，羊水是什么，她淡淡告诉我：胎儿的营养来自羊水。我说羊水多，胎儿营养充足，该是好事吧。她说羊水多也不好，如何不好她也说不明白。见她并无焦虑之色，我便不以为然。

     我老家只有父母双亲，父亲年迈身体不好，一年里大部分时间卧床；母亲也近七十高龄了，还承担着家务与农活的重担。回家时，正赶上夏收，我理所当然地帮母亲割麦、挑麦、打麦、扬场、晒麦、储麦、缴公粮，还要为麦茬地里新种上的玉米追肥施药。妻则在家做饭，她时常耐不住寂寞，一悠一悠地溜达到麦地麦场，与母亲和我聊几句闲嗑。

     就这样，我们边劳动边耐着性子等，等过了6月20日，又等到了6月25日，依然没有任何征兆，她的步履还是那样轻盈，只是肚囊日益显鼓。妻子和母亲一前一后走在村前的土路上，村里嫂子拿她开玩笑：“伯母！你应该叫小霞出来干活，你在家歇着，你看她比你老人家走得还快！哈哈。”博得妻和母亲灿然一笑。

     回到家，母亲不免也生疑，央我们再找人检查一下。我们的担忧，也一天天地增长。于是，提着糕点到附近有名的接生婆家，结果还如以前的检查一样，没啥问题。

     晚上，玩命似地干了一白天农活的我，骨头架子像被拆散了一样塌落在床上，脑袋沉闷犹如铅球陷进枕头，疲疲沓沓，全身麻木酸疼，粘着床就开始做恶梦。

    妻子则一个人靠着叠起的被子翻来覆去，躺下又起来，长吁短叹，胡思乱想，难道是预产期算错了？不可能！卫校毕业，这点儿知识和敏感还是有的。可，为什么还不......她越来越烦躁不安，我沉睡的鼻息声更激起了她的怒火，狠心一脚把我踹醒。她说看着我酣睡样子，特别可气。俩人免不了动气，惊动了母亲。

     “别想恁多！生孩子这事儿，着急没用。常言道，瓜熟蒂落。生建华恁早晚，我正在玉米地里薅草，突然一阵阵疼，真是撕心裂肺，我赶紧跪到地上，两手抓紧两棵玉米杆儿，娘呀娘呀地叫。你奶奶就在另一块地里干活，等你奶奶听声跑过来，他已经落地了。”说完，母亲一笑。妻很不以为然地对我撇撇嘴。

     耳有点聋的爹，在下屋的床上居然听见了什么，拄着棍儿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当院，

扯着大嗓门嚷嚷：“男孩儿涝月，贵！女孩儿涝月，贱。我看咱霞的，是男孩。你没听古戏上唱？——黑脸包公她娘怀他三年另三个月，才生了黑包公，包公后来做了大宋朝的宰相。生贵人呢！生贵人能和生平民百姓一样？”当年的农会主席，半辈子相信无神论不信天命，老态龙钟了又退回去了。我和妻，还有娘，听到爹的吉言，都乐不可支。

     “恩，您爹可没瞎说，是男孩！你看霞那走势儿，我能不知道？！男孩涝月好！老一辈子人都这么说。”母亲认真地附和爹的理论。

     我和妻，当然不相信这还没出世的生命，已经有了伟大的前程，但这样的吉言吉语，心底里乐意听。

    那么，是记忆中的停经日有出入？还是真与世象繁杂的社会一样，总要有特殊情况？娘一生生了十二胎，养育成了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她那经验似的宽慰，让我们没了主意。我和妻，只有等待，在时时泛起的焦虑中等待。

     转眼儿，我即将休完探亲假，必须回单位上班了。阳历七月六日，预产期过后的第二十二天晚上，妻软软地偎在我的怀里，无言地叹息表露出她对身边即将无我的担忧。我也很是忧虑，我们家住在偏僻的山沟里，距离最近的公路有约2公里，这2公里路是崎岖而窄小的土路，小车都难进来；村里连一辆摩托车都没有；周围也没有电话。过去，村里人偶遇一时想不开喝了敌敌畏，或谁得了急病，常常是喊半天来了乡亲、绑个简易担架、抬到公路上、拦一辆过往车，奔县城而去，人还没到县城，就不行了。山村里的农民，头疼脑热的小病，弄个土法一治大多都好了，再重一点的，就跑几里地去请本地的土医生开几副药而已。把过了预产期20多天待产的妻子，留在年迈体弱的爹娘身边，留在这无车无路的山沟里，前思后想，都不是办法。

     我和妻商量后决定，让妻子到六公里外的大姐家去住，她家与乡卫生院近乎一墙之隔，又临公路，离县城近，万一情况紧急，还可找辆车到县医院去。父母也赞成我们的想法。

     七月七日一大早，我们去了大姐家。大姐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嘱咐我：该上班，你就走，霞在咱家你就别担心，她一有阵儿，我叫人一块送她去乡卫生院，卫生院处理不了，我叫你姐夫找辆车送她去县医院，你还有啥不放心的？！

     吃过中午饭，大姐领我们去乡卫生院检查。妇产科只有两人，年龄大一点的大夫叫桂兰，那次她称病，让另一位20来岁的姑娘给妻子做检查。姑娘摸了半天，说还没入骨盆。我问她估计到什么时候会生，她说“该生就生了”。

     出了卫生院，姐说桂兰可不稀罕人，架子大得很。每次让她看病，她都问你要东西：我生老二那会儿叫桂兰检查，检查完，她看着身边她女儿说，俺妞连个布衫都没有，明儿个妈给10块钱给你买件儿。你姐夫在旁边当即很知趣地给她妞儿10块钱，她连推辞的话儿都懒得说。平常总喜欢出来到村里，这家儿寻点儿玉米，那家儿要点儿绿豆，你找她看一次病，她就粘上了你。

     我说，那她今天不出来检查，是不是装病要咱给她上货？姐说，很可能是。我说，她干的时间长，经验多，架子大，等小霞生的时候，一定让她出来接生，我看那姑娘是学徒，不行。到时候，咱给她几十块前，她也许就没病了、有劲了。姐说到时候再说吧。

     回到姐家，妻突然和我商量：“咱今天去降生（刨腹产）吧。我总觉得超期这么长时间，不对劲。况且，时间长了，胎盘肯定老化。今晚上降生了，明天你就可以安心回去上班了，这儿由咱姐照顾就行了。”

     我问：“胎盘老化是咋回事儿？”

    妻答：“生出来的孩儿，一身枯搐皮儿。”

     我害怕了。生出来的，不是胖乎乎的娃娃，而是皱巴巴的小老人儿，那可如何是好？遂与姐姐商量。

    姐姐表示反对：“您俩甭胡思乱想。小孩能自自然然生下来，多好！现在还不生，会是不到时候。孩子在肚子里还没发育好，就降生出来，肯定不好！”

     妻分辩道：“时间绝对到了。医院里降生那么多，也没听人说降生不好。”

     姐姐的婆婆忍不住插话进来：“你想降生，也得和你爸你妈商量一下，别自做主张，多听听老年人的，没坏处。我看还是不要降生，会是没发育好呢，这样生出来就没在肚子里安全。”

     妻的想法，没有亲人附和，弄得我也没了主意。

     无可奈何。七月八号，我把妻托付给姐姐一家，依依不舍且忧心重重地返回郑州上班。妻子不说话，只是默默地，依然步履轻便地送我去公路边的小车站。我上车后和她挥手的一刹那儿，发现她的眼神是那样的忧郁，这忧郁的眼神儿潜入我的心里，使我一直心神不宁。

     在远离超期待产妻子的日日夜夜里，我只有默默为她和她腹中的孩儿祈祷。有时，会突然冒出这样的念头，说不定她现在已经生了，母孩都很平安，胖小子？还是小半吨？都无所谓。只要妻孩平安，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一到晚上，我就做乱七八糟、不着边际的梦，第二天早上醒来，就猜想，昨的夜是那样的漫长，可能就在昨晚，发生了我期待已久的、一生最重要的事件，因为分娩大多发生在夜里。

     好不容易又捱到了周末。十三号、周六下午，我到办公室点个卯即迫不及待地回去探望爱妻。临行前跑到商店里给妻子买了五斤红糖，给也许就要见面的小生命买了包亨氏婴儿奶粉，还有奶锅、小勺，和一个简易的拨浪鼓玩具。我带着希望和憧憬奔赴大姐家。

     除了坐车，速度不由我掌握之外，我是一路大步流星向大姐家奔。待我推开姐姐家的院门，我却惊呆了：妻子微弓着腰，在当院的水龙头下正在洗她的孕妇杉。见我进来，她还是那样的略带忧郁的眼神，向我妩媚的笑。我也不禁开怀大笑，笑她还是那样敏捷和健美。一周后的她，竟没有丝毫变化。要知道，这是预产期后的第二十九天啊！我拉着妻回屋坐下，盯着她瞅了许久，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妻把头偏到我的肩头，嗔怪我：“你不要来回跑了！等生下来我会让姐想法通知你的，这样来回颠簸，会耽误工作，花钱又劳累。姐姐很实诚，她们全家待我都很好，你就放心工作吧。”

     我开玩笑说：“咱们都着急得不行，而咱们的孩儿却这么有耐性，还真有点宰相风度呢。”

     “他（她）不着急，谁着急都没用。你走后俺爸妈就来了，昨天才走。明天咱娘要来。生个他（她），让这么多人操心，这么多人跑前跑后的。”

     母亲来后依然坚持她的经验：降生不如自然生。我和妻相信分娩肯定随时会到来，便不再要求降生。为了在妻身边多呆一会儿，也想象，随时都可能到来的那一刻儿，我能恰巧在妻子身边给她鼓励和安慰，我决定，周一早上五点钟赶早班车回郑州上班。

     既然熬到现在，我们便不再想那么多。我们开始相信自然规律，相信了生孩子是自然而然的事儿。我们只需等待，也只有再等待。

     夏天的夜，很长，长得折磨人。燥热，使我们迟迟难以入睡。最后实在困乏了，闭上眼我就沉入了梦乡。半夜，妻突然敏捷地从床上坐起，双手撑着床身子挪到床沿，望了一会儿墙上的挂钟，猛一下把我推醒。

     “快起来吧，晚点了！”

     我睡意正酣时，突然被她摇醒，揉揉惺忪、模糊的双眼，使劲儿向墙上的挂钟张望。看了一会儿，我不禁哑然失笑：“唉，你神经过敏了，现在才三点半！”她太为我操心了，把时针和分针看颠倒了。

     妻又认真看了一会儿挂钟，也笑了。

     “你睡吧。”她拉过毛巾被盖住了我的双肩。

     五点十分时，我醒了，妻还在梦乡。我轻轻穿衣下床，等我从院里洗脸漱口完再进屋，她已披着衣在给我整理东西，她把散在桌上的钱、钥匙，还有我给她买的她喜欢吃的饼干和桃子，装进我的提包内。我执意要把饼干和桃留下。她说，不吃早饭会伤胃的，让我在路上充饥。此时此刻，一股暖流和酸楚涌上我心头，我真真切切感受到，强烈地感受到，妻是那样贤惠！那样美丽！ 

     而我，又能给予妻子什么呢？在她最无助的时候，在她最不方便的时候，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能留在她身边，让她独自承受这一切。

     孤独地走向车站的路上，迎着习习凉风，裹着黎明前漆黑的夜色，我黯然泪流。我默默地祈祷，一边又一边默祷，妻啊，你一定要平安!一定要平安地分娩。你和孩子都一定要，一定要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