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中后期，我刚开始记事儿，那年龄，春节期间充溢的憧憬与欢乐，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有滋有味。春节，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一个忘却一切烦恼、拼搏的苦乐和命运济舛的日子，无论贫富、无论贵贱、哪怕是专事偷抢之徒，都会融进快乐的海洋，沐浴在亲人团聚、走亲访友与休闲娱乐之中。

    “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我们小时候，最憧憬过年了。那年月，农村普遍面临温饱困难问题；我们家，虽然母亲善于持家，全家人又刻苦劳作，白天上地挣工分，母亲晚上还在家纺线织布补贴家用，家人虽然没有外出讨过饭，但日子还是紧巴巴的。平时家里几乎天天都是红薯、玉米粥、红薯面馒头和面条就着咸菜，只有到了春节，才能吃上白面馒头（收获的小麦绝大部分缴了“公粮”，免费供应了城市人口）；母亲常常挑灯纺线织布，但全家人很少穿过新布做的衣服，冬天里农闲时节，母亲都会把全家的被褥和衣服翻新一遍，拆一些旧棉被和棉衣，把里面的棉花捶打一下祛除灰尘，把棉被棉衣的里表洗一下，缝制成“新”的棉衣棉被。于是乎，过春节我们就有了所谓的新衣新帽。

    喜欢过新年，除了新年有新衣穿有白面馒头吃，再者就是不用劳动了，过了初一几乎天天跟着大人（父亲或兄姐）“串亲戚”，因此能吃上炒鸡蛋甚至猪肉，碰上“有钱”的亲戚还能挣到两毛五毛的压岁钱。当时在农村，3岁后就开始“劳动”了，搂草搂树叶、跟着“生产队”的羊群后面“抢”羊粪蛋——村里拣羊粪蛋的小孩多，常常是盯着羊屁股去抢；养粪和草与树叶沤成的腐植肥，送给生产队都会换成工分。春节期间大约20多天的时间，家长给孩子们放假，不用“劳动”了。

   自从看到母亲在给我们缝制“新”衣，过年的欢娱就开始在心头洋溢了。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去碾谷，二十六去宰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扭一扭，大年初一拱拱手。”二十九家家户户蒸馒头，印象很深刻。蒸馒头的笼，很大，常常是从外婆家借的；煤饼的火力小，要改用木柴烧火，劈柴这活是我干的，兴致高特卖力；第一笼馒头出笼后，母亲会乐呵呵地分给我一个尝尝，热腾腾的白面馒头那个香啊那个甜啊，不用提了。

    村里的小伙们开始在村前的空地上搭起一个很高的秋千架，各家各户也就着门旁屋后的树枝绑个小秋千，年味就越来越浓了...

    三十晚上，母亲和姐姐炸油条和准备扁食（饺子）馅，其他人围在火炉旁吃着刚出锅的油条聊磕，东家长西家短，说说笑笑，平时除了训斥不与我们说话的父亲，也会破天荒给我们讲个笑话，其乐融融的气氛，溢满了农家小屋。

    大年初一，天没亮，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就把我们吵起。穿上新衣戴上新帽，母亲和姐姐在家包饺子，父亲和哥哥带我们去上坟祭祖。大年初一早上的第一锅饺子里，有一枚硬币藏在其中，谁吃到了就会高兴得乱叫，并引来家人乐呵呵的吉言吉语祝福。

    过了初一，家家户户几乎天天迎接亲戚来，小孩们天天都会跟着大人（父亲或兄长姐姐）走亲戚。平时从不来往极少见面的远亲，也因春节期间的你来我往而亲热起来。小孩都喜欢“串亲戚”，一是小孩喜欢凑热闹的天性，二是能吃上平时吃不到的饭菜，三是运气好还能收到两毛五毛的压岁钱。 

    迎亲戚走亲戚，中华民族好客友善传统的具体体现。那时家家户户都穷，但春节期间迎接亲戚的热络和“丰盛”招待，还是很“体面”的。喜鹊叫了，估摸着亲戚也快到了，出门在村前张望等待，大声叫喊着接上亲戚，进家后两顿饭就是必须的：第一顿是饺子，吃完饺子聊一个多小时后，就该第二顿饭了，一般是两盘或三盘菜和刚加热或烤焦的白面馒头。亲戚们由家中的主事人陪同在一间家中最整洁的屋子里吃饭，家中其他人吃的都是另外做的粗淡饭，招待亲戚的屋子门帘在吃饭期间都是放下的，以免客人看到家人吃粗淡饭的尴尬。

    一般人家，也有十几二十几家亲戚要走动，所以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是忙于走亲戚迎亲戚。

    转眼到了正月十六，正常年景村里会组织一次灯会，上级政府有时也会派来剧团到大村的街上演出，晚上逛灯会看演出，春节热闹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

    四十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想穿就买想吃就做或下馆子的年代，如何把我们的春节过得更丰富多彩，更有年味，更蕴欢乐祥和的气氛，是一个新课题，需要我们共同思考和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