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咏三国群英谱曹魏篇之曹操  

太监余孽继之曹，魏武渊源沛候谯。
沧海碣石歌日月，神龟老骥叹桀枭。
矫托紫诏盟术绍，煮酒青梅试备操。
汉末乱中成霸业，颠翻旧主立新朝。

评传

魏武帝曹操（155年—220年，字孟德），为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谯郡（今安徽亳州）人，从小聪明机警，有侠气。黄巾军起义爆发时，任骑都尉，参加剿除黄巾军。从建安二年到十六年（公元197年— 211年），先后用兵打败吕布、袁术、袁绍等豪强，统一北方。曾在赤壁被孙刘联军用火攻战败。建安二十一年，受封为魏王，四年后，病死于洛阳。曹丕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

历史上的曹操堪称是一位颇有成就与建树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论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在群雄争霸的汉末乱世之中，他挟天子以令诸候，东伐西讨，南征北战，逐步实现了中原与北方的霸业，并为最后一统天下，建立新王朝奠定了基础。

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有史书记载，他本姓夏侯，是沛侯国谯县人。《三国志》称其为汉相曹参之后，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汉桓帝时，曹嵩继承了曹腾的侯爵，官至太尉。曹操自幼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官宦人家，当然也受到很好的教育，加之“少机警有权数”，虽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却也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和处事能力。叛逆期的阿瞒很让他的父亲头疼，自己管教不了。但对外人是很尊重的，这引起和他父亲曹嵩同朝为官的梁国人桥玄的注意。桥玄觉得孺子可教，便将曹操列为自己重点培养对象。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正是有了德高望重的名士桥玄的赏识和调教，这个少时好飞鹰走狗，调皮捣蛋、浪荡无形的纨绔子弟曹阿瞒，迅速成长起来。桥玄后来对曹操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讬。”可见曹操的确是一个明略最优的非常之人，在二十岁时被荐为孝廉，做了郎官。后又被任命为洛阳县北部尉，升顿丘县令，并被征入朝授职议郎。由是看来，青少年时代的曹操便是春风得意，平步青云的，不仅名声益重，而且从地方官很顺利地进入朝廷，使他有机会获取更大的国家权力。不然的话，一个太监的继嗣之后，凭什么能够“奉天子以令不臣”？

曹操一生以其卓越的才干和聪明机智，做了许多大事。但由于《三国演义》作者基于“尊刘贬曹”的原则，而将曹操塑造成一个奸诈、狡猾、阴险的负面人物，并喊出“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口号。因而在读者心目中，曹操便成了汉未乱世的恶势力的代表。他生性善嫉多疑，滥杀无辜，不顾兄弟情义，差不多集人性恶之大成，当然，曹操诚非道德完人，其屠城暴行，即使同时代史家也难以讳言。所谓曹公基业以权谋霸术而成，既行霸道，与之相伴者，必是累累白骨、滚滚头颅。兵弱敌强时，曹操往往表现出谦虚豁达的一面；强弱易主后，曹操则凶形毕露，滥施屠刀。魏武滥杀如此，岂有半点公德义理之心？但即便如此也不应当将曹操描写得龌龊不堪。比如在《三国演义》原著中，对于历史上曹操的某些优秀政绩闭口不提，却刻意描写这样一个细节：在征张绣时，下令不许马踏青苗，反而是他自己惊马踏坏了大片麦田。曹操假意欲拔剑自刎，被众将阻止，遂装模作样割发以代。显然，书中这个故事不是赞美曹操，而是要表现他的虚情假意，以突出他的狡诈。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都存在一种观点，应该把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其人，和小说及戏剧舞台上的曹操区分开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正像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言：“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总是非常佩服他。”

本着鲁迅先生的这一观点，我认为要从正反两面客观地看待曹操其人，起码不应该忽略如下几点：
首先，曹操是一个的政绩不俗的政治家。曹操从年轻时起就表现出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的本色。20岁的他被举为孝廉，之后出任洛阳北部尉，这个地方是皇亲国戚聚居之所，时有权贵欺压百姓，不尊法律。曾有一个宦官蹇硕因得到皇帝宠幸而为非作歹，他的叔父蹇图竟也依仗权势而违禁夜行。曹操知道以后，依法将蹇图用五色棒处死。这件事给那些藐视国法的权贵们以很大的震动，使得“京师敛迹，无敢犯者”。后来，曹操在执掌朝政之后，在政治上多有建树。特别是在三国末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民不聊生，曹操能够理解人民疾苦，他在自己的诗中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因此，他制定的主要政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施行屯田，努力恢复生产；汉末之时，很多地方田园荒废，因此频频发生饥荒。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后，看到许下粮食不够，甚是担忧。枣祗提出屯田的建议，于是曹操招募流民，开始试行屯田制，结果当年就得到数百万斛的粮食。在取得成功经验之后，曹操在全国推广屯田政策，形成了“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良好局面。

二是严刑峻法，抑制豪强。汉末的一大问题是地方豪强势力增长，滋生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权贵横行不法，中央号令不行，严重的土地兼并。面对这种情况，曹操认为主要是“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因而采取严刑峻法，以抑制豪强势力。并发布命令，选拔精通法律的专门人才，以解决执法不到位的问题。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后来，司马迁评论说曹操“化乱为治”，乃知此言不虚。

三是打破门阀观念，实行唯才是举。东汉以来，门阀把持朝政，底层出身的寒族缺乏上升通道，同时，朝廷选拔官吏只注重孝悌道德，而忽视了官员的才能要求。曹操为了改革这一弊政，曾三次向全国下达“求贤令”，有很多出身寒门的人，如于禁、乐进、张辽、徐晃等人，都不是出身贵族而得到曹操赏识，得以建功立业，并成为一代名将。可见魏武被人称为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百年难遇的英主，实在不是浪得虚名。

其次，曹操是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军事家。在汉末的军阀混战中，曹操异军突起，先后打败了袁绍、吕布等对手，从公元191-208年的十七年时间里，通过不断的征战讨伐，基本统一了当时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三国志》这样评价曹操的军事才能：“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且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曹操征战一生创造了许多经典战例。比如官渡之战，面对数倍于己的兵力，他没有全面防守，而是将自己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对要塞据点进行重点防守。后来在自己粮草不济的情况下，大胆出兵袭击乌巢，烧毁了袁绍的大部分粮草，动摇了袁绍的军心。趁势反攻，最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曹操正是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写成《孙子略解》一书，开创了注解《孙子兵法》的先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提出“兵以义动”的主张，强调了战争的道德观和正义性对战争胜负的作用与意义。

再次，曹操在文学上的卓越建树。在历代帝王中，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些金戈铁马打江山的人在文学方面难以有太高的成就。但曹操却是一个例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合称“三曹”。据《三国志》记载：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首推其四言诗。自从《诗经》之后，四言诗的写作不断衰落，少有名篇经典出现。及至曹操这位以“横槊赋诗”著称的大诗人出现，遂开创了文人写作古题乐府的新局面，推动了魏晋时期诗歌的复兴。无论他的《短歌行》、《龟虽寿》、《步出夏门行》及《蒿里行》等诸多优秀作品，均是继承诗经关注现实、抒发情感的风格，以质朴的形式，表现作者豪阔的胸怀与气魄，曹操的诗作艺术上兼收并蓄，自觉从民间歌谣中汲取营养，通过对诗经的继承与创新，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绝少华美词藻，也不追求结构的精巧，而喜从大处着笔，厚重古朴。曹操诗歌今存二十余首，均为乐府诗体，有四言诗还是五言诗及杂言诗，数量各占三分之一。可以说他诸体皆擅，其中尤以四言为最。从内容上看亦可分为三类：一类表现思想，二类关注时事，三类是游仙诗。这三类作品共同的特点是，感情丰富，慷慨悲凉，气韵沉雄，表达了诗人的社会责任心及人生价值观。因此后人评价曹操在诗歌方面的成就时说他的诗是“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开了“建安风骨”之先声。清人沈德潜亦说，“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想。”
由于《三国演义》小说与戏剧的艺术塑造，长期以来在所谓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下，曹操在人们心目中被贴上了一代奸雄的标签。但拨开重重迷雾，我们不难看出，曹操无论是政治上，军事上，还是诗歌艺术上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正如毛泽东实事求是的评价所言 ：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毛泽东尤其喜爱曹操的诗文，他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