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五名儿童,不知不觉地，钻进了垃圾箱里，被闷死了，并且是失踪报案11天后才被发现，本来是最应该享受幸福的童年，却和垃圾混在一起，死在垃圾箱里，这无论是对家长，还是对社会，都是难以承受之痛。从目前公布的初步结论看，孩子是在垃圾箱燃火取暖死于二氧化碳中毒，因为这个事件，很多关联的部门的人员承担了一夜忽来的责任，被撤职处分的不少人。这个事情估计过一阵子，就慢慢被淡忘了，毕竟中国人太多，孩子太多，每天因为突发事件死亡的人或者孩子，也不时出现在新闻中，在这个极度奢华又极度空虚的时代，在这个欲望横流又人情淡漠的社会，几个家庭的悲剧，一个乡村的悲剧，往往如淹没在浮躁汪洋里的一叶残舟，没有多少会被历史所记录。可是，这个事件，却深深刺痛良知和理性的神经。因为，这个事件折射出来的深刻的制度机制和心理隐患，如果不加以反思，将成为未来社会管理的不治之症，成为制约我们建设幸福生活的矛盾。

首先是人口制度的滞后。这五个孩子的家庭，都属于家庭人口众多的典型农村家庭，孩子太多，不仅生活无计，甚至看管都随意。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基本上只是城镇正规行业夫妻的准入铁锁，对广大农村来说，却完完全全是破烂的一纸空文。一个家庭一大群孩子衣衫褴褛的现象并不少见，一大群孩子没有一个读完基础教育的现象也经常出现，农村家庭的孩子不仅众多，疏于教育，并且如牛羊一般地放养。我们首先应该反思的是，我们是不是还要死死坚守那形同虚设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老年化等诸多问题已经出现的时候，我们还要花费多少年研究观望的代价，把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的最好时机再次丢掉？与其让农村的生育泛滥无治，城市的计划生育有心无力，不如反而行之，通过城市生育的放开和农村生育的管制的对称机制来解决生育失衡问题。

其次是社会关怀的缺失。五个学龄孩子在外乞讨，流浪，并且还被收容机构收容过，之后继续乞讨流浪，这种一次性和象征性的机构救助，并不能解决孩子的基本生存问题。正如这五个孩子一样，社会上乞讨的孩子是屡见不鲜，有不少还可能是拐卖而来的孩子，你只要看那些腿断手拐的孩子，就知道其中的经历是多么的惨痛。可是，对这些流浪儿童，人们已经是视若无睹，甚至还吆喝驱赶，没有一个长效的收留机构和机制，也没有一群关怀安慰的团体，这些孩子基本上已经成为城市、家庭和人们的弃儿。曾经掀起过一阵打拐的浪潮，但也仅仅是借着打拐的需要才发现存有这些流离失所的孩子，但是至今，并没有看到社会对这些孩子更长期的关注，也没有看到政府对这类孩子长效的关怀机制的建成。

第三是教育普惠的缺位。法律规定义务教育是适龄孩子的基本权利，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的免除的确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孩子的读书愿望，但是显然还远远不足。因为教育资源的不对等，地区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以及家庭文化基础的薄弱等等因素，很多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成效并不理想。有时候想，既然都免除学杂费了，为什么还有人因为无钱读不起书？这里面是不是有着政府工作的缺位？有着政策贯彻不到位的问题？地区财政能不能对孩子接受基础教育进行彻底的补贴？教育布局调整能不能更有利于孩子上学放学？教育部门有没有对适龄辖区儿童的读书状况进行过准确的了解？学区学校有没有对失学退学儿童的进行及时的跟踪和引导？这些工作都是政府部门尤其是教育部门应该做细做实的。不要一边统计多少人考上了重点学校，另一边却不知道有多少人放弃了学习。

第四是基层组织的失力。我们曾经很自信拥有最扎实的政府基层组织，比如城市的居委会，比如农村的村委会，这种遍及各地形成体系的最基层组织，在应对象非典、地震等这类突发事件中体现出了强大的作用。但是，对于日常的、涉及生存和生活的基本事务，基层组织已经事实上放弃了应有的义务，更多的村委会把精力放在征地开发上，更多的居委会则变成了小官僚机构，功利性已经使广大基层组织忽视那些不能带来利益的工作。对一个社区、一个村镇管辖内的人口的数量、人员的结构、家庭的情况、孩子的状况等这些基础数据，基层组织甚至不能说出个大概数，特别是对流动人口的掌控，基层组织并不能发挥足够的优势，这就自然加剧了社区和基层内各种不可预知事态的频繁发生。

第五是各级机构的失调。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协调脱节的现象并不少见。就从这个事件本身来看，公安部门在11天前就接到了失踪报案，11天之内有没有和教育、民政部门以及村委会、居委会及时沟通反馈并深入调查？民政部门曾经收留过这几个孩子，为什么放出来之后孩子依旧继续流浪而不到校读书，民政部门为什么不主动向教育部门报告此事？教育部门面对失学的孩子，有没有和财政部门、民政部门协调支持，甚至向分管的政府领导及时反应？现在出了事情，单靠处分几个相关部门的人员，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今后类似事情的发生。建立一种部门之间、政府之间常态性的信息共享、协调研究、快速反应、及时处理机制，需要各级政府、政府部门更加以人为本的理念基础，不要仅仅是各自为政，而应该对民生的需求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第六是价值观念的杂乱。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现状下，读书自然是解决生存出路的一个重要渠道，特别是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不言而喻，但是正是农村的孩子，以及文化水平不高家庭的孩子，反而是厌学弃学最普遍的群体。很多家长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但是又被社会上功利的、短期的、庸俗的很多观点和现实所影响，游离在读书无用和读书有用的观念之间，最终偏向了前者。还有相当大的部分的家长，由于个人素质原因，根本就无法为孩子的成长有基本的计划，宁可让其流浪如野狗，也不下决心强制孩子读书。在全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缺乏积极正面的主流价值导向的形势下，农村和弱势家庭不仅要面对现实生存的艰难，还要面对各种有欠公平和公正的刺激，自然无法正确承担起抚育孩子成长的责任。

第七是归属心理的游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群体不断在扩大。远离祖辈居住的故乡，来到举目无亲、温饱不知的城市，把孩子亲人留守在农村，这个群体的情感是孤独的，情绪是飘忽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要承受着比正常家庭更沉重的煎熬和无助。这些家庭不仅要面对分居产生的现实困难，还要承受精神和心理上的折磨和挣扎，如果缺乏正确的价值引导，缺乏政府和社会的细致关怀，缺乏必要的情感疏导，缺乏科学的精神抚慰，就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根源。一个社会的稳定，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家庭结构的稳定，精神归属感的强大，是很重要的基础；当游离的群体不断增加，游离的归属感不断增强的时候，更需要政府和社会在权益上给于配套跟进，在精神上给予细致的补偿，否则，一旦社会矛盾积累到临界，这就可能成为一股冲荡社会稳定的力量。

我们对不幸死去的孩子应该给予深刻的痛惜，这种痛惜不仅是对花季生命逝去的遗憾，更是对导致生命如薄纸背后诸多因素的反思。我们正努力建设全国人民的幸福家园，正为了实现人民普遍的幸福感而努力。但是幸福是什么？答案还是不明朗的，起码，看到这些可怜的孩子的生命，在莫名其妙之间就轻率地丢掉，并且还可能会不断地丢掉，我们还是无法感到幸福的。这个时候，甚至还想想，幸福是不是就是能活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