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公权不能有“节假日”

□林轩鹤

     “五一”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在这个当口，公车私用问题再次引起人们关注。南京市政府日前召开廉政工作会议提出：严禁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严格执行公务用车集中使用管理制度，从今往后，节假日期间公车一律封存停驶。

    眼下，“舌尖上的浪费”已成舆论焦点，“车轮上的铺张”也应引起高度重视。说到公车私用，人们眼前总会出现这样一幅幅图景：清明节日公车扫墓，风景区里公车旅游，池塘边上公车垂钓，婚丧场所公车开道，孩子上学公车接送……公车私用不只是占小便宜的问题，它有时已是奢侈浪费的代名词，成为流动的“腐败广告”，极大地损害了一些政府部门和机关干部的形象。据近日《人民日报》报道，从1994年中办、国办下发公车管理的文件算起，“公车改革”已近20年，尽管近年来一些地方也有探索，但整体来看并不尽如人意，公车数量和购置费用仍呈增长态势。日前来自新华社的报道说，财政部4月18日公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79.69亿元，这一数据虽比去年的预算执行数减少1.26亿元，但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仍高达43.99亿元。

    一些地方公车管理存在着巨大的弊端，改革势在必行。“节假日期间公车一律封存停驶”就是一种改革，这个举措并非南京首创，云南省昆明市2006年就已实行，随后一些省市也先后效仿，可是效果有限，某些地方甚至还在风头之后，出现“报复”性反弹的尴尬局面。公车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其实不是“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权”的问题。公车承载着权力的一部分“任务”，在某些官员头脑中，“屁股底下坐着一套房”代表了手中的公权，车子越好，权力越大，权威越高，用车子来讲排场、比阔气也就成为“必然”。公车私用问题只是特权滥用的一个缩影。对公费旅游、公款接待问题，以及其他公权的使用，都应该在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得到规范、约束和整治。

    对“公正”的追求如今已经深入人心，公权运作是否规范，是否有制度约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普通民众对社会公正度的判断。衡量公权是否公正有几个基本的指标：一是权力是否公开透明，是否在阳光下运行；二是对公权是否有制衡，因为法治强调公权对社会的管理，也强调社会对权力的制衡；三是有没有制度化的惩治措施，当违反法规的情况出现时，必须改变“自己查自己”的怪相，必须有机制来进行纠错甚至惩罚，如此，才能发挥警示作用。  

    应该说，南京出台“节假日期间公车一律封存停驶”这一举措，对于治理车轮上的乱象有着积极意义。但对公车私用等公权滥用现象的整治，却不能只在“节假日”时给予短期的强化，而应该有长期并且有效的管束机制，包括举报、监督、曝光等方式。《南史》中有个故事，南朝有个新到任的郡守王敬为了彻底禁偷，罚小偷去扫马路，还允许小偷举报以前的同伙来代替自己扫马路。此事传开后，小偷生怕被他人认出，全都逃走了，当地一度“天下无贼”。这就是举报、监督、曝光起了作用。举报、监督、曝光后还需问责，一段时间以来，网上曝光的一些公权私用、滥用案例，事初轰动一时，事后却鲜有“下文分解”，最后变成网友们自娱自乐，这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对公权的约束不能“放假”，而应长期“在岗”。

    整束公权私用、滥用，需要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群众监督和社会检验，还需要执法有力、问责到位。也就是说，不能让公权以私人的方式启用，而必须让公权在法制的轨道内行走。

           (发表于2013年4月24日《泉州晚报》“评论·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