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畑勋在《回忆点点滴滴》的结尾安排女主角坐火车重返故乡。在火车上，一个小小的身影显现在女主角的身旁。那是整部影片里我始终难以忘怀的片段。那个小女孩不是别人，正是年幼时的女主角。就这样，一个单纯快乐的我带着一个被大都市忙碌生活折腾得疲惫不堪的我，在故乡朴素的田间，克服了彷徨，找到了内心真正的渴望。

在过去的某些时间点上，我也特别希望有这样一个亲切的身影，默默地带领我走过曲折低落之地。

然而，这只是电影蒙太奇。

时间没有倒车档。

MBA毕业了，最严峻的现实却刚刚开始。多伦多有一条Bay Street，号称加拿大的华尔街。在那些高耸的玻璃房子里，充斥着全加、全美，甚至是来自全球的各大金融机构。多伦多大学的MBA课程虽然标榜Integrative Thinking，但由于寻找金融类工作的便利性，导致了很多同学都以金融行业为主攻方向。与邻居美国相比，要在加拿大找到不错的Marketing方面的工作并不容易，对英语非母语的外国人来说，就更不容易。

刚开始，我也主要倚赖学校就业中心提供的机会。那些拥有一流营销业务的大公司都会来各大学校举办招聘会。大家都得正装出席，端着红酒香槟四处乱窜，逮着机会跟各级招聘人员寒暄、提问、留名片，就看谁能在第一步就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了。拘谨的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一般都不够放得开，反倒是热情的南美人，虽然英语也说得磕磕绊绊，却至少在表面上跟任何人都能迅速打成一片。

这样的招聘会参加了几场，都没什么结果。我知道没法坐以待毙了。学院与学校的招聘网站成了每天最热衷光顾的空间，不过，花这么大心思找工作对我来说也是很新鲜的体验，虽然这种体验在当时看来，实在是非常地折磨人。

因为受身边同学的影响，我本来也打算读了MBA之后就不回广告公司了，觉得那个地方要求的技能比较简单，学无所用。但其实，这只是个借口。对于一个25岁以后才踏入西方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即使语言不是最大的障碍，文化理解上的差异也如天堑横亘在面前。从这一点而言，在客户端做市场营销反倒比做广告来得容易。营销还有很多理性的数据可以借鉴、处理，这本来就是大多数中国学生的优势；而做广告，需要有更加坚实的对当地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的认知与理解，有一颗对社会文化异动好奇敏感的心，和一张善于表达的嘴。显然，这是我的弱项。

为了增加成功率，我决定把广告公司加回我的求职名单上。这一次，我再次祭上了求职奥美时的秘籍：上网，查相关联系人的联络方式，给他们投简历写自荐信，谋求面试机会。具体的细节记不清楚了，但我那时用这种方式的确联系到不少人，得到一些面试或者是面谈的机会。西方社会在这一点上也比我们开放。即使不能给你工作机会，但是，如果你希望别人出来见一面，给你一些行业内的建议什么的，很多人还是愿意的。即使他位高权重，不便亲自接见，他也可能热心地将你的心意pass给合适的同事。无论每一次的见面有没有实质性的结果，至少，当时他们每一个人都给了我对于这个行业、对于业内不同公司、对于每个职位具体职责，以及对于自己优劣势更多的了解。

在这些曾经见过我的人中间，有一位是JWT的策略老大Sara。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第二次动起要做Planner的念头。但是我也知道，我当时的条件并不适合在太平洋的对岸做个Planner。幸运的是，如同当年奥美的总经理把我的简历转给了客户部一样，Sara也把我的简历推荐给了客户部。

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来自于JWT多伦多的电话，叫我去面试。

面试先见了客户部老大David Gibb。我唯一还能记起他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读了MBA，还愿不愿意从entry level做起呢？”我很坚定地点了点头，说：“我愿意。因为我热爱广告，但是我也知道，我对本地社会经济文化认知上还有一些空白，而这对于做广告却是至关重要的。至于MBA，我相信所学最终还是会派上用场的。”David很满意，接着找来了当时的Group Account Director Karen跟Account Manager Laurie。相谈甚欢，迅速过关。

就这样，有点糊里糊涂的，我开始每天从Bloor Street East 160号的那扇旋转门进进出出。

Laurie一看就是个北美姑娘，比较粗线条，说话大声，笑得奔放。而从她的东欧姓氏则可以看出她的祖辈是从哪里来的。这姑娘每天5点多起床，锻炼一个多小时后进公司上班。每天早上看到她，都托着一杯咖啡；不管上着正装还是裙装，脚上都蹬着运动鞋，挎包外面则挂着一双高跟皮鞋，晃来晃去。

Karen算是个美女。她的大学时代在法国度过，会讲法语，加上身材娇小，看上去更加sophisticated，比较不像一般人高马大、粗粗壮壮的美加人。因为她这份娇小，看得出她老公很宠她。有一天晚上，她皱着眉头跟我说，“今天我老公出差了，没人做饭给我吃了。我不会做饭。”我鲁莽地顺着第一反应脱口而出：“怎么会？你们那种两片面包加一点生菜的三明治也不会做吗？”跟中国菜相比，这个简直是傻瓜菜式啊！Karen尴尬地看了我一眼，转头吃她的牛奶麦片去了。事后我想想，也为自己不经大脑的直接有点肝颤，但是，想起她说不会做饭的可怜样，我仍然觉得蛮好笑的。

还有一次，我们部门来了个法国实习生Helena。由于我俩都是初来乍到，Karen很好心地提议周末带我们去Distillery Area玩。Distillery Area就相当于现在上海很流行的旧厂改造区，以前是一个酒厂，后来慢慢整修成融吃喝、艺术观赏、乐队表演等于一体的休闲场所。因为Karen曾经在法国留学，所以她对Helena有天生的亲近感。对我？算不上不好，但是总有些生硬。那天下午，我们站在一处阴凉地休息，抬头望天，Karen忽然问了我一句：“你们上海有没有高层建筑（Highrise building）？”不知为什么，我顿生屈辱，但是又有一点好笑。“有，当然有啊，很多。”她“噢”了一声，也很坦诚地说，“我去过不少地方，但主要都是北美跟欧洲。度假的话，也就去些海岛啦。”“那你想过去中国旅游吗？”“嗯~~，还没考虑过。”

虽然我们今天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老外，但是，中国对于很多大西洋、太平洋对岸的民众来说，仍然是个神秘的存在。当时跟Karen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很怕她会继续问我“中国男人现在还留不留辫子”这样的问题，幸好没有。在北美、欧洲很多骄傲的心里面，他们全部的世界就只有头上那一爿。即便他的身体行走过很多地方，他的聚焦点却始终很局限。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偏见的缘故。就像我在巴塞罗那BBDO遇见的那个男生。他很喜欢日本，去了还想去，却对一水之隔的中国敬而远之。在他的认识里，中国始终处在一种脏乱差的境地，因此，他对来中国旅游心存恐惧。

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多说。

前两天我上网查了下JWT Toronto，结果发现当时认识的绝大多数人现在仍在那里。除了David升职成了Managing Director之外，Sara、Karen还有其他人都还是官居原职。这在跳槽、升职以月为单位计算的中国广告圈，是难以想象的。你当然可以说加拿大市场发展缓慢滞后，不如国内这般欣欣向荣，但是，对于广告行业来说，熟悉一个客户，找到对的感觉与idea，执行出好的campaign并长期地贯彻下去，理应是需要时间与耐性的。一颗浮夸焦躁的心，除了整一堆自High的飞机稿或是轻浮的小品广告出来，是很难沉淀出好作品的。这也是为什么广告业在国外尚被尊重，而在国内就如此被轻视的原因了。卖产品的确是关键，但是很多好的广告并不仅仅插科打诨、装傻卖乖，它还在向特定的人群传达一种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在用小小的广告影响人心、影响社会。比方说，XBOX的“Life is short. So play hard.”, Guiness的“Good things come to those who wait”，还有那支石破天惊的Apple Macintosh "1984"，等等等等。

还是那句话，国内的广告人太轻视自己的工作了，以至于这份职业本身也被人轻视。

Helena and Karen in Distillery area, Toron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