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夏天，北京琉璃厂古色古香的茶楼。第一次见面，刘教授给我留下不错的印象。

 

      水洗泛白的牛仔上衣，落腮胡刮的干干净净，特别是中规中矩的发型，一看就知道刚刚在发廊里精心修饰过，儒雅帅气，舒服得体，有点咱胡主席接见外国元首时的风采。我心想，到底人家是从米国回来的，修饰自己表示对他人的尊重，特别是对妇女的尊重。不像我那些艺术家朋友，长发胡子一大把，三伏天脚蹬厚厚的高帮陆战靴，用过去我们剧院传达室孙大爷的话说，自己酷的要死，别人气个半死。

 

      几个月以后再见刘教授是在米国。长长的头发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二八开的布局，头发从额头的一边倒向额头的另一边，人看起来怪的很，有些像电影里的日本翻译官。刘教授透过汽车的后视镜看出我的诧异，不等我开口连忙做了一后备箱的解释。  

 

      原来在米国这么多年，刘教授是不常去理发店的。米国的理发店需要打电话提前预约，三十块米国钱理个发贵点倒还能承受，问题的重点是，不管来的客官是个啥头型，长的圆的或是扁的方的，米国的理发师一律按前奔头后勺子，也就是欧美人那种前后长，两边窄窄的，中国俗称南北头的脑袋来设计。当学生时为了省钱，几个留学生买套理发工具，一把推子带几个不同尺寸的小齿梳，想要多长选好适当尺寸的小齿梳卡在推子上，照直推就行了，互相理个发也就十来分钟，结了婚的就由老婆接着推，不管是谁，经过那把推子，都是一样的长短，永远的寸头。学业结束大家各奔东西，一切都要靠自己。话说不是什么事靠自己都行的，理发这事就有点困难。刘教授只好任头发随便发展，实在太长了，拿把小剪子修修剪剪短，任哪儿哪儿都是齐齐的，型嘛就谈不上了，非要给定个位，就是日本翻译官了。有一年刘教授要去米国的首都华盛顿参加国际地理学年会，整理行装时试穿了新买的西装，咋看咋像日本学界的，当即给理发店打了电话。经过米国理发师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精心设计，最终刘教授还是被当作南北头修理了。太阳穴两边的部分被推的短短的泛了青，后面生生的给理出个大后勺子，上面倒是给留了些头发，齐齐的一圈儿完完全全像个小锅盖儿。无奈，最终刘教授顶着个农村二小头去了华盛顿。可惜了那身儿上好的西装，照那个发型，刘教授应该是上穿小坎儿，下着免裆裤，腰间系条麻绳子，手里再举上个小鞭子，刘教授去华盛顿不是开会，那是上白宫放羊去了。

 

　　　　从那以后，刘教授再没有进过米国的理发店。每次寒暑假回国的第一件事，放下行李先出去理个发。十五二十的手艺有好有歹，但不会差的太远。琉璃厂和我见面的那一次，刘教授满意极了。三联书店附近的理发店，一个叫阿楠的广东小师傅，为刘教授的终身大事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