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喜欢看京剧，唱京剧，直到晚年，京剧依然唱得那么好。但凡家族有重大活动，父亲就会被人要求来上一段，总能获得满堂喝彩！

父亲有时会带着大姐二姐去看戏。二弟呢，小时候很“痛”，父亲有时也喜欢扛着二弟，招摇过市地去看戏。高邮人说小孩“痛”，就是“可爱”的意思。我呢，不大不小的，也看不懂戏，所以父亲很少带我去。

记得大约5岁多的时候，一个秋天的夜晚，我第一次去看戏，是父亲带着大姐二姐还有我三个孩子一起浩浩荡荡去的。散场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母亲赶紧将我洗洗刷刷抱上大床，让我马上睡觉。

站上大床，没有一丝睡意。我突然发现，大床的蚊帐，多像戏台上的帷幕，于是禁不住手舞足蹈的模仿起舞台上见到的女性动作表演起来（那天晚上好像看得是古装的穆桂英，头上有两根向左右分开的漂亮的“芒”的那种装扮），口中还很“娘”的拖长了声音叫了一声“孃-----”。

哈哈哈！这一声不打紧，站在床边的大姐赶忙拉来二姐，一起朝我大声嘲笑起来。

大姐大我六岁呢，这时已快小学毕业了。大姐的意思，你是男孩，模仿女生，羞不羞啊！

由于大姐的“权威”暗示，从那时起，我的男性意识便开始种下了根，时刻提醒着自己是个“男”孩（小时候，我的幼儿园成绩报告单上就有“胆小爱哭”的评语。在后来的成长中遇到挫折，虽然知道要做个男子汉，忍住不哭，但不争气的眼泪总是克制不住地往下落）。

可以想象，我们日常见到的性格上有点“娘”的男孩，可能就是家庭环境中起主导作用的年长些的女性成员，对男孩“娘”气的苗头，没有及时发现和制约，反而不自觉的采取欣赏和鼓励的缘故。

还记得有一次，大约在二年级，一天放学后，有三个同学来我家做作业，一个男生，张家林，我的好朋友，还有两个女生。在一张矮方桌上，两男两女四面坐定。趴着写作业时，有人突然想到什么好玩的事，会停下笔来，抬头探身，互相天真无瑕的“咬耳朵”说话。

这一切又被不远处的大姐看在眼里了。

天黑了，同学们散去后，大姐立刻当我的面讥笑地将我跟女生“咬耳朵”的举动告诉了二姐，认为男生不能跟女生说话。

受到“点化”，我又一次“猛醒”，从此再也不敢和女生说话了。

当然，并不是姐姐们另类，当时的小学中学，乃至整个社会都是遵从着“男女授受不清”的古老传统，直到高中毕业，男女同学间害羞地从未说过一句话的大有人在。

不知什么时候起，大姐就在我童年的视线里消失了。后来才知道，大约在我三年级左右，她便响应国家号召，下乡插队落户去了。

大姐不光学习优秀，艺术天赋也不错，唱歌跳舞乐器书法绘画样样灵光。初中时曾是班主任孙星涵的得意门生。可惜文__革一到，一切都乱了。下乡以后，不久就当了一名乡村小学语文代课教师，开始了她“教化”农村孩子的生涯。

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大姐才会回家团聚。有一年过年，一家人在大桌上吃饭，我的右手不小心碰着了大姐的左手，我赶紧缩回手，抬头看看大姐，大姐没有着声，看上去既文静，又有点生疏。

成年后跟大姐谈起这些童年的经历和感觉，从她一脸茫然的表情里我看出，我说的这一切，她竟然一点印象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