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北京《城市黄页》记者姜超采访   2006年9月29日 

姜超：你的家乡在哪里？当初为何来到这座城市？对北京总体印象如何？

衣：    我来自山东胶东半岛栖霞，那是一个美丽的山城。栖霞的本义，是霞光栖息的地方。高中的时候，我一心想当兵，一心想离开家乡。刚刚18岁，也正是渴望背离家乡、走出去看外面世界的年龄。那年去我家乡招兵的，有北京、沈阳、潍坊等几个部队单位，当时不管去哪儿，只要能走就高兴。结果在体检的时候，北京带兵的一位干部，一眼就看上了我。在高中，我是长跑运动员，小伙子长得很精神，不像现在这副模样。北京招兵的，是外事警卫部队，警卫驻华大使馆，属于特种兵，因此具有优先挑选权，我就被幸运地选中了。当得知我要去北京当兵，非常兴奋，原因很简单，北京有天安门。

        我到北京的第一印象，就是北京很大，太大了。但我很快发现，北京人排外，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傻乎乎的小兵，那种冰冷和蔑视，使我很难忘。

        需要解释的是，近些年北京人已经没有排外心理了，因为他们抵挡不住大量涌入的外来入侵者。当今的北京已经成了全中国的一个大舞台。

姜超：请你谈谈北京近几年有什么变化？

衣：    北京这些年的变化有目共睹。1982年我刚到北京时，住在紧邻长城饭店北边的一栋两层楼房，那是当时周围最高的建筑物了。我们营房西边50米，就是东三环，东三环西边就是我们警卫的使馆区。营房的东边，是大片的庄稼地，北边是亮马河。现在那片庄稼地，已经是黄金地段了，有名的建筑就是燕莎商城。

         我的印象，北京有几次突飞猛进的变化。第一次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带动了亚运村以及整个北京城的城区改造；第二次是以西单、王府井改造为契机的长安街一线的改头换面；第三次是以国贸大厦为标志的金融中心的崛起；第四次是五环线建设所带动的城市扩展。最令人鼓舞的，当然是奥运会的成功申办，给北京城带了来生机与活力。

姜超：北京是一个适合作家生存和创作的城市吗？

衣：    应当说，北京比较适合作家的成长。道理很简单，这里是文化中心，聚集了全国的社会名流。在北京遇到一位知名作家，不是难事。我当新兵的时候，就见过廖沫沙、刘白羽、李瑛等大作家，就接触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听过北大的课。我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时候，系主任就是我很崇拜的王愿坚老师。在北京学习写作，站的位置和起点，跟在下面完全不同。我如果不是在北京，肯定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但是，北京不是一个适合写作的城市。北京的城市容易让人浮躁，而且圈子太多。写作需要边缘化，需要保持宁静的心态和纯净的环境。北京的文化环境缺少纯净。

姜超：这个城市对你的创作产生过影响吗？体现在哪些方面？

衣：    影响非常大。这里的文化氛围很好，有交流的圈子，会触动你去写作。我最初的军事小说，都是以北京亮马河畔的使馆区为背景，后来的都市小说，也都是以北京为依托。

姜超：你觉得北京要成为真正的文化名城，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加以改进？

衣：   作为文化名城的标志有很多。历史遗址、建筑艺术、高等院校、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等等，北京似乎都有了。可是，北京缺少的是城市素质。我不想就这个问题说太多。

姜超：最近忙些什么？有什么新作品？

衣：    最近主要作为黄宏的365集大型情景喜剧《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主创，赶写剧本。另外，给北京电影厂写了电影剧本《村长助理》，以及央视6套的电视电影《欠债还钱》。年底还要给一家出版公司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任务很重。

姜超：怎样评价你自己以及你所取得的成绩？对自己将来的创作有什么打算？

衣：    我是一个很傻的人，一个心直口快容易受到伤害的人。我不适合群居，最好少去人群密集的地方；我是一个太容易相信别人、从不设防的人，为此我付出很大的代价了；我是一个心地善良、心肠太软的人，是一个把内心一切写在脸上的人，所以我当不了领导做不成大事业；我是一个外表好说好动、而内心极端孤独的人，是一个外粗内细、内心情感非常丰沛的人；我是一个非常勤奋、对自己过于残酷的人，是一个从不言放弃、愿意站着死的人；我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是一个心态宁静淡泊的、把当下生活当作晚年享用的人；我还是一个相信宿命的人……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的创作，我对我自己很满意了，我没想到自己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能获全国大奖，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知足了。我希望自己在身体健康允许的岁月里，能够平静地写作。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创作缺少冲动和活力的时候，我会立即挂笔，在阅读和静坐中，打发剩余岁月。

但在今天，我认为自己刚刚步入写作的黄金时代，真正的好作品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