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如河
——以此旧文纪念敬爱的母亲逝世廿周年
李西岐
我不知道,天堂里有没有往来的飞船?假如有,我即使倾箱倒箧,也再所不惜,为母亲购买一张往返机票。我不知道,人辞世后到底有没有魂灵?假如有,我即使翻越千山万水,也心甘情愿,为的是再看一眼母亲慈祥的面容。
时空和距离对人而言,它在平常的日子里,空泛而廓远,虚幻且飘渺。母亲是2002年9月中旬被查出癌症时,已经到了晚期。二妹给我打来电话,她泣不成声,断断续续说了好几分钟,我顿时大脑一片空白,傻子似的瘫坐在沙发上,许久,许久,我才反应过来,觉得天要塌了,地要陷了,泪水糊了双眼,浑身酥软像被抽筋吸髓。不知过了多少时辰,等我意识逐渐清醒时,窗外已经是夜幕骤降、华灯初放了。我心急如焚,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快快赶到母亲身边。没有翅膀我却有了飞翔的冲动,我下意识地伸开双臂,站在窗前。我想飞,飞过陇山,飞过陇水,飞到关中故乡。作为游子,我第一次对时空有了切痛的感悟,并且深深体味到距离的残酷无情与无可奈何。
母亲69年前从外婆的产痛喜泣里,“哇”的一声,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69年后,她的生命之灯火,又在儿女的泪水涟涟中缓缓熄灭。母亲人生的69年,除了辛劳、叹息,剩下为数不多的才是幸福。
我是长子,除了一个妹妹未满月夭折外,还有三妹一弟。大妹嫁在邻村,二妹顶替父亲进了工厂,三妹自幼随我生活在兰州,后在木材公司工作。弟弟先入伍,当兵十几年后转业定居在西宁。我们5个子女均已成家,各自过着虽不丰裕却平静殷实的寻常生活,安详且舒逸。此前我每次探亲,母亲会立马给大妹二妹打电话,你哥回来了。大妹二妹全家往往会接踵而来,农家小院里欢声笑语,挂满枝头叶尖,其情漫漫,其乐融融。
母亲姓刘,小名乖巧。父亲给她改名“爱珍”。父亲大名“治中”(西府方言“中”、“珍”读音相同),他给母亲改名的缘由不言而喻。记得10多年前,当着父亲的面,我笑问母亲,知道不知道她名字的意思?母亲眨巴眨巴眼睛说,你爸改的,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父亲笑眯眯地偷着乐。我说,娘,我爸让您一辈子爱他哩。母亲愣怔一会儿,斜睨一眼父亲说,我最爱我的儿女哩。
此时此刻,母亲脸上洋溢着极度的自豪和幸福。母亲爱父亲是发自内心的,她一生似乎都在为丈夫和儿女而活着,惟独没有她自己。
母亲嫁给父亲是16岁,父亲27岁。外公家富足,我家贫寒。新婚的父亲只得去西安火车站挖城墙,去了20多天,不幸染上伤寒。当父亲硬撑着回到家,便一头栽倒在院子里,不省人事。瘦小的母亲拼尽力气,将高过她一头的父亲抱到炕上,然后把炕烧热,用被子捂上发汗。家里无粮,母亲跑回娘家背来30斤麦面,熬成糊汤,一勺一勺的喂父亲,夜晚母亲用身子贴紧父亲,温暖着父亲。也许苍天有眼,也许母亲的一片诚心感动了阎罗,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仅仅靠服用十几付中药,父亲竟然从死亡的边缘上捡回了一命。父亲曾对我说,没有你娘,有我10个,恐怕得死5双。父亲退休后,一日三餐基本都是母亲做的。父亲60多岁后牙掉的只剩四、五颗了,母亲每次炒菜都炒得又绵又软又香,剥掉馒头上的皮自己吃,软馍让父亲吃。母亲去世后,父亲吃饭时总忘不了念叨一句,你娘做得饭香呀。然后长长地叹一口气,久久地注视着母亲的遗像,不再言语。父亲是厨师,曾是西安工业学院建校时的老员工,西安市的“劳动模范”,上世纪六十年代获得过陕西省“巧厨师”光荣称号。母亲做饭的手艺再高,显然不可能超过父亲。我明白,父亲的这一声叹息,包涵着对母亲的一往情深啊。
一个大字识不了几个的乡村老太太,却有正直仁义、豁达宽容、愤世嫉俗的文人性格。西府人重礼教、崇德育,在心里却瞧不起外地人。自然灾害期间,村上不少老光棍汉“娶”了来自甘、川、豫等省逃难的女人。这些异乡婆娘,腔硬面软,底气不足,而母亲往往成为她们的第一个知心朋友,没面送面,缺盐给盐,少醋舀醋,缝衣补被,针头线脑一类的活计更是有求必应。而这些琐碎事儿,都是她们在母亲灵柩前泪水涟涟诉说时我才听到的。母亲的善解人意与慈悲胸怀,使这些白发苍苍的外乡女人痛心疾首,更使我感动和震撼。
“谁能看得起我啊?”一位与母亲同龄的老姨自问自答:“只有老姐姐您呀!”这位甘肃籍的老姨的哀痛悲泣没有丝毫做作或公事公办的意思,以至于我反复劝阻搀扶不起时也情不自禁地泪洒胸前。
母亲一生辛苦勤劳,要强,家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就像一枚高速旋转的陀螺,从早忙到晚,没有消停的时候。我上中学时,父亲还在西安工业学院工作,一年只探亲个把月。我和妹妹们的吃穿与教育基本靠母亲一人支撑。母亲黎明即起,扫地做饭,等我们上学后,她就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日复日,月复月,年复年,从未听过她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三夏”时,骄阳似火,汗流浃背,劳动强度大。母亲就和我一起劳动,她却让我一定要睡个午觉。我有时困得不行,就连饭都不想吃,还冲母亲发脾气。母亲往往一笑了之。
母亲识大体、明事理、崇教育令我难以忘怀。我年少时聪明,学业优秀却是在母亲的笤帚下完成的。她能宽恕我的调皮捣蛋,却决不容许我作业潦草。她不识字,只能检查作业本是否整齐,看到涂改的地方非让我说出个所以然。她省吃俭用,我要钱买书时却从不阻挡。母亲去世一月后,我的一套文学作品选出版。我把它敬献在母亲遗像前,伴随在敬爱的母亲左右。
如果说母亲对我的教育出自光宗耀祖的传统观念时,那她对堂兄家的干预和支持则证明她的卓见远识。堂兄长我一岁,人糙脾气大,堂嫂有文化,极能干。一家人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堂兄文化不高,对儿女的上学横加干涉,时常和爱人吵架。母亲知晓后,撵到堂兄屋里,先是苦口婆心相劝,地荒荒一年,人误误一世。堂兄抱怨说:我开个四轮子,早起晚归,挣下的钱都交给教育局了,牛吃枣刺图扎哩嘛?!母亲被惹火了,骂到,你不好好念书,只能戳牛沟子。咋咧?让娃娃也学你呀?!男人么,只看见鼻子尖尖一点光亮,有啥出息哩。先苦后甜,日子再紧巴也要让娃娃上学去。后来,堂兄的几个孩子学业优秀,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挣下的钱已经能供弟妹们上学了。母亲周年祭日时,堂兄对我说,多亏婶娘骂我了。这下我才知道娃们上学的好处了。
多年前,村上小学失修,村委会给在外工作的人都发了信请求捐款。由于我离开原单位,没有收到信。时搁半年,我出差路过岐山,回家后母亲一脸不高兴。我正纳闷,母亲质问我为啥不给村里小学捐款。父亲接过话茬,我捐过50元了,已经代表全家了。我知道母亲的脾气,连忙解释我不知情,母亲脸色才多云转晴。我问母亲该捐多少,母亲说,二百。父亲不高兴了,说,咱家又没有娃娃上学,捐那么多做啥?母亲呛道,修桥铺路捐学校,功德无量哩。钱谁都爱,但要看花在啥地方嘛。我离家时,委托母亲把200元钱交给村上,也算尽一点心意吧。母亲送我走到村口,我又掏出300元钱给母亲,她坚决不收,说她有钱哩。这大约是母亲几十年来第一次拒绝我给她留钱。一年后,我再次回到故乡,母亲脸乐成一朵老菊花,让我瞧墙上悬挂的“捐款教育,道德高尚”的镜框。那神情,仿佛吃了蜜似的。
母亲晚年的最大心愿是盖一座亮亮豁豁的新房子。十几年间,这几乎成了她朝思暮想的“形象工程”。为此,她和父亲节衣缩食,我们送给他们的钱除过必要的开支外,几乎全部积攒起来,修建房子时,母亲起早贪黑,废寝忘食,事无具细,忙东忙西。五间大房盖起来了,她却积劳成疾,只住了半年就溘然长逝了。母亲生活在中国西北乡村,她的理念就是为儿女们留下一处足以证明先人业绩的的房屋,而在我心目中,那座亮豁宽敞的房子成为母亲最后奉献的精神象征,成为千千万万具有中国特色乡村母亲的祠堂。
母亲去世前一日,她已气若游丝。我知道,母亲的灵魂已经在天国徘徊。在此前一段时间里,我多次问过母亲,疼了就喊几声。她笑得很勉强,然后是轻轻地摇摇头。我知道母亲希望留给儿女的永远是那样的坚强和豁达,即使她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也不公开显示痛苦。我猜想她是为了不让风烛残年的父亲和儿女们徒添伤悲。她是否怕她的痛苦吓着了我们!是呀,母亲卧炕不起后似乎一直显示出她的轻松与战胜病魔的信心。母亲信奉佛、道、儒三教,她在独自一人时也高声呼唤过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足以证明她对生命的无限留恋。母亲从未在我们面前叫过一声痛,我至今猜不透她老人家到底是怎样抑制癌症晚期的巨痛的。
母亲去世前十几小时,当我第一次告诉她的病症时,母亲轻轻点点头,显得十分平静,她对待生命的寻常态度令我震惊和敬佩。妹妹们给母亲洗头穿衣,然后按她的意愿扶她盘腿坐在炕上,双手交叉在一起,逐渐进入弥留状态。她再次醒过来,语音衰弱得要凑到她面前才能听清。她肚子里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断断续续,歇歇停停,诉说她的一生,有快乐,也有忧伤。我明白,这是“回光返照”。我劝母亲别累着,她苍白的面颊微微笑笑,又给妹妹们交待父亲辞世时该怎样穿衣戴帽后,轻叹几声。
我突然捕捉到母亲眉梢眼角那转瞬即逝的几丝惆怅,心里顿如刀割。我转过脸去,悄悄抹了一把眼泪。
“你们要……照顾好……你爸。”这是母亲留给我们最后一句话。毕,她就环视一圈,垂下头去,鼻孔里流淌出两串血液,就这样,就这样静静地走了……
我们默默地守侯在母亲身边,大气也不敢出,更不敢放声痛哭,实在怕惊扰了母亲游离的灵魂。
母亲累了,就让她静静地安息吧。
初春的周原,乍暖还寒,暮色苍茫,残阳如血。我再次跪在母亲坟前,四周一片寂静,点燃的黄纸屑随风飘荡。我忍不住泪如雨下,号啕大哭……我陪伴母亲,久久不愿离去,落下的泪水,如果相加起来恐怕一定超过我50多年中流下的所有泪水,痛失慈母的悲痛哀情再次得到了释放。
我知道,母亲对于一个儿子来说,她的存在,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存在;母亲的生死离别,则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垮塌;母亲就是家,母亲就是一个家庭的全部意义。
写到这里,我的眼睛又潮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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