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4日，吕芳琼电话告知，吕老师于13日下午在医院仙逝。得知后大吃一惊，嘴中喃喃自语道：为什么这么突然？

吕老师早几年前得过脑血栓，住院期间我曾经和另一个来北京的同学邓多福到医院看望过。后来吕老师经过医治，虽然行动不便，但病情一直稳定，头脑清醒，言语利索。2011年吕老师八十大寿，我还参加了他的寿宴为他祝寿，吕老师很高兴，也很健谈，看那情态，加上好的医疗护理，应该说再活十年二十年没有什么问题。岂奈天不随人意，以81岁中老年之身驾鹤西去，我作为他的学生，深感悲痛。

大约是1970年春到1972年春，正值文革期间，我被推荐上了邵阳县第九中学高中，吕老师是我这一时期的班主任，主教我的数学。那时我家里很穷，缺吃少用，连学费都交不起，吕老师却从来不另眼看待我，每学期帮着我申请助学金。尽管学费很低，助学金也只有5毛钱，但对我的学习却是雪中送炭。我常年读寄宿，吕老师的办公室挨着教室，我们这些学生有事没事经常到吕老师的家里去嘻嘻哈哈，吕老师从来也不嫌弃我们。记得有一次我病得很厉害，被送到郦家坪公社医院，吕老师忙上忙下，为我挂号取药，并帮着通知我父亲。后来这些医药费是谁出的，我至今也不知道。学校离我家大约有10多公里，我还记得两年高中期间，吕老师亲自翻山越岭，走路到我家家访，我们全家都很感动。当时全班有60个同学，分散在全区方圆上千平方公里的地方，吕老师几乎每个同学家里都走过一次，想想承担着繁重教学任务、又当班主任，还有家有口的吕老师，需要多大的耐力和精力。可吕老师从来没有叫过苦，平等地对待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同学中有很好的口碑。以后很多同学毕业后，对吕老师的善良仍然念念不忘。

1972年初我高中毕业一个多月，很快地被选拔为公社中学的代课教师。对于我这个贫苦子弟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惊险地一跳。尽管当时代课教师每月只有29元钱，但对于我这个贫寒的家庭来说，基本上可以摆脱缺油少盐的日子。因为和吕老师在一个区里工作，教师开会集中、培训或其他事情，和吕老师见面的机会还很多。1974年，我又被推荐上了邵阳师范学校，跳出了“农门”成为一个正式的国家工作人员。两年师范学习后的1976年，我又被分配回到东风区五七中学教书，和吕老师成为了“同事”，印象中好像和吕老师有过几次见面。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我祖坟上“冒烟”，有幸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成为我那个村里开天辟地第一个大学生。后来听说吕老师也在1978年调回到五峰铺去了。我大学四年没有回过几次家，几乎没有机会和吕老师见面。但我时常挂念着吕老师，只要邵阳那边有人到北京，我就打听吕老师的情况。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成家立业，迫于生计和工作的压力，也很少回老家邵阳。好在真是师生缘分情深，吕老师三个儿女天资聪慧，老大、老三北京上大学留在北京，老二也到北京发达，吕老师和老伴莫老师退休后也来到北京和儿女共同生活，我特别高兴，和吕老师有了更多更方便的见面机会。记得很多年没有见到吕老师后第一次在北京见面，吕老师特别高兴，我也非常激动，有很多谈不尽、说不完的话想和老师诉说，几十年前老师善待我这样的寒门子弟的一桩桩、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历历在目。少小离家愁，岁月催人老，记忆中风华正茂的吕老师竟已经81岁高龄，我这个曾经少不更事的懵懂学生，如今也已花甲。我曾经立下过规矩：每年春节其他地方可以不去，唯有两个人一定要去请安拜年，一个是高中时期教我育我的吕乐寿老师，一个是现在尚健在我的博士导师朱家桢老师。可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个诺言没有地地道道兑现做到。如今吕老师仙逝，我后悔不已。

吕老师是个忠厚长者，教育出来的儿女个个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更让人崇敬的是他把学生看成自己的儿女一样，用自己对学生的爱和言行，给我这个自己也做了老师的“学生”树立了楷模。我每年都为本科生上课，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做老师时，我每时每刻都想到我的老师曾经是怎样的善待我，帮助我，因此我要用加倍的爱和感情去善待我的学生，去严格要求他们，鼓励他们做善良、正直、有为的人。

2013年6月15日，我赶到昌平殡仪馆，送别尊敬的吕老师最后一程。看到吕老师那瘦削的面庞，回忆起老师的“好”、老师的“善”，内心中感概万千。天不佑君，祝愿逝去的老师在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祝愿老师留下的智慧、善良和真诚永远成为我们后辈学生受用不尽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