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化以其恢宏雄浑、壮美大方的气度和魅力光耀于中华文化甚至世界文化的论坛上，唐代文化的繁荣，令我们的祖先和后辈都值得骄傲。这一时代，既有中外文化融合、物态变迁的时代特征，又继承古老传统，以通变求新意的民族特质。以诗歌为表征，李白、杜甫所代表的恢宏激昂的盛唐之音；高适、岑参壮志酬国的边塞诗和王维、孟浩然诗画融入田园山水派，奏起了时代最强音。史地的发达、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发展、代表民间文化的传奇、俗讲、百戏，以及具有启承转合功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和声与伴奏。还有佛教的融入和道教的昌盛、儒学的兴旺，三教争衡，多元并进的古今中外的知识学问信仰精神大融汇、大碰撞、大提高、大发展，这一切都是大唐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突出表现和浓彩一笔。而这一笔的最初书写者，当属贞观朝的君臣们，没有李世民、魏征等君臣与时俱进的政策，文化何以兴旺、经济何以强盛？
    贞观君臣在制定政治经济政策迅速把目标由“戡乱以武”引向“守成以文”的同时，在文化发展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造成“治国以文”的社会氛围。这一时期文化政策最大的特点是：文化和治国、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命运紧密相连。历史上很少有王朝如唐代文化千姿百态、绚烂壮丽、自由开放、奋发向上，充满了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美景的追求和热烈高歌，体现了中华民族高度的乐观精神和豪放雄伟的恢宏气魄，给世界文化留下了一份可贵的遗产。
    贞观初，中央政府把繁荣学术和发展文化提高到治国成败的高度来对待，真正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真正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贞观君臣们充分吸取前朝的经验和教训，探究出“近代君主治国多劣于前古”的原因，主要是“重武轻文”（也就是我老家流传的“有文穷不久，无文富不长”的俗语）。这些君主不懂得“戡乱以武，守成以文”的治国方略，导致“儒行既亏，淳风大坏”的局面。基于此，他们把贞观致治与乱后思教的“行儒识理”紧密结合起来；把繁荣学术和发展文化作为文治政策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和推广。早在武德年间令狐德棻建议修史，至贞观时，孔颖达、颜师古考订“五经”，李延寿自撰前朝史，随后，李世民又令宰相挂帅开馆修史，李世民还亲自参加编纂，还为史书亲自撰写部分文字，一时间，名师硕儒、俊彦秀士“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贞观政安》卷七·崇儒）在贞观一代，统治集团上自入阁为相者，下至州郡刺史，都提倡文治推行文治，信用人才广罗人才，真正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那真是“三代以来所未有也！”的文人政治。
    接下来就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贞观时期，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目的就是加强封建统治，为宣传统治集团的思想培养大批的治国人才。贞观时，中央有国子学、太学等“国家级大学”，东宫有崇文馆，门下省有宏文馆等“部属高校”，这些学校主要招收皇亲国戚、大官僚亲属和贵族子弟。地方学校以州学为主，招收部分庶族子弟，以培养下级文治人才。史称贞观“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贞观政安》卷七·崇儒）为了提高教育的地位，加强对学校的封建儒家理论的宣传，李世民还数次亲幸国学，经常诏德高望重、学贯古今的经学大师到长安（首都）讲学。为了统一教材，命颜师古、孔颖达考定《五经疏义》作为全国教学正本付国学施行（去过西安碑林者，想必都见过《五经疏义》碑）。对品学兼优者都擢拔为政府官吏。历史上像贞观朝那样高度重视文化、悉心培养知识分子，并重用有学问的人，古今帝王能同文臣儒师亲密和谐，如同鱼水始终者，李世民属第一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