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人都知道，时间是无法逆转的；地球人还知道，生命是有限的，即人是要死的。

 在我还小的时候，母亲曾问我：人和畜生的区别是什么，我当然无从知道。母亲说：畜生知足不知羞，人知羞不知足。那时候我以为这是人与动物的唯一区别，而现在我知道，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点还有：人对时间有意识，动物则无所谓时间观念，人十分清楚地知道时间一去不复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们对时间的敏感，其实就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敏感。人，年纪大了，无法再变得年轻；人，一旦死了，无法再还生，所以人对生命有敬畏感，对死亡有恐惧感，对于岁月（时间）的流逝，有一种无可奈何之情。“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说穿了，这种忧思是由对时间的感受所引发的。畜生没有时间观念，因而无所谓忧愁，也无所谓快乐（吃饱喝足则“快乐”）。日晷、更漏、钟表的发明，使时间这“东西”可以度量，特别是科技的进步，时间长短已精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殊不知，对时间的度量愈精确化，人类的苦恼也愈增加。人发明计时工具，目的是希望充分利用喝享受生命，没想到这些发明到头来却将生命的有限性命题暴露得如此彻底，如此完全。

 庄子是人类第一位感悟到生命的有限性，并试图加以解决的思想家，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齐生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建安诗人之一，竟也发出了人生短暂的喟叹。既然好景不常，建功立业的宏大抱负，终于为开怀畅饮、及时行乐的风尚所取代，于是建安风骨转为魏晋玄学。

 在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帕斯卡尔发出空谷足音，他发现大自然的理性根本无法解释个体感性生命的有限问题。为解决个体生命之有限与死亡之永恒的矛盾，他将目光转向上帝，在耶和华那里寻求永恒。叔本华则与之相反，他提出，个体生命是短暂易逝的，但这仅为世界之表象，世界的真实本体是“意志”，他所言之意志，是不能遏止的盲目冲动和欲求，这欲求永无止境、永远得到满足，所以人感到痛苦、烦恼。人，只有在痛苦中受尽煎熬而感到绝望时，才能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最终灭绝“意志”，这样才能达到超脱一切痛苦的境界。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不同的是悲剧哲学家尼采，他将“生存意志”倒转过来成为“权力意志”，即人不能灭绝生存意志，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原始性的实体，个体生命力应当将蕴藏在它自身中的一切生命力彻底释放出来，才能达到人们所祈求的永恒。相对之下，中国的佛教却具有积极的意义。佛陀以慈悲的面容面对众生，佛说，人生中种种情欲和烦恼，皆为虚妄，只有通过层层修炼，才能进入无痛苦、无快乐的“涅槃”境界。

 相对之下，中国自古对死亡的恐惧更甚，就从对“死亡”一词的忌讳就可以看出。死亡可以用“驾崩”、“甍”、“殁”、“去了”来表述，而不直接说“死”，所以中国人对生命的敬畏，对死亡的恐惧更深。为了克服死亡带来的恐惧，最好的办法是消灭时间。然而时间是与生命结伴而来的，舍弃时间就意味着废弃生命，于是人们试图在“物理时间”之外去发现“心理时间”。物理时间是客观的，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它始终存在着，而且始终在向前（唯一的方向）走，“不舍昼夜”。而心理时间是主观的，他取决于个体主观的心境，在同一心境下，心理时间可以是永恒的。这有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味道，如你在充满霉臭的房间呆十分钟，你觉得时间过得真慢（度日如年），而当你与心仪的女朋友在一起呆上三十分钟，你会觉得这时间过得太快。我在想，古代先哲们所创造的哲学，就是教人们追求后一种心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