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孔庙（三）石碑与石鼓

青史传名铸伟业，亭碑镌刻屡沉沦。

经年冷落深廊昼，长日稀疏远殿晨。

韩愈鼓歌传百世，蒋衡神笔度千春。

冬来暑往风霜骤，御制碑文字愈真。

                             ——樾下客

    孔庙大成门内外有14座黄瓦朱栏、歌山重檐的碑亭，亭内石碑高大，龟跌雕刻精美。其中大成门外有3座碑，即“明英宗御制太学碑”、“清乾隆三十四年重修先师庙并颁周彝器谕旨碑”和“清道光九年平定回疆告成太学御制文”。 “明英宗御制太学碑”是北京孔庙唯一的一座明代御碑亭，明正统九年（1445）立于大成殿前东北一侧，后乾隆时移至此处。因是前朝御碑，沿用绿色琉璃瓦为顶。

    此外，在大成门前还立有“元成宗孔子加号碑”和“元文宗加封四字碑”，即元大德十一年（1307）元成宗特诏命孔子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至顺元年（1330）元文宗加封孔子的父母、夫人及颜渊、曾子、子思子、孟子，并刻石立碑。

    大成门内有碑11座：有“康熙二十五年御制至圣先师孔子赞碑”、“康熙二十八年御制四字赞碑”、“康熙四十三年平定朔漠告成太学御制文碑”、“雍正三年平定青海靠成太学御制文碑”、“雍正六年二月仲丁躬祭文庙御制石碑”、“清乾隆四年临雍纪事碑”、“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告成太学御制文碑”、“乾隆二十二年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御制文碑”、“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告成御制文碑”、“乾隆三十四年重修文庙御制文碑”、“乾隆四十一年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御制文碑”等。从上述碑名可知，碑文内容除了修葺孔庙、祭礼活动的纪事碑外，主要是明清两朝，特别是康、雍、乾三代盛世，帝王南征北伐，统一中国的记功碑。

    大成门前廊两侧摆放着10枚石鼓，这是清乾隆时仿公元前８世纪周宣王时代的石鼓遗物刻制的。因为它形状似鼓，所以叫“石鼓”。鼓上刻的文字，称为“石鼓文”。又因为每枚石鼓的鼓面上都篆刻一首上古游猎诗，所以也叫“猎碣”。对于石鼓的年代、诗文，历来为历史学家、文学家所重视，不少学者做过专门的考证研究。

    石鼓旁竖立着2座清代石碑。东侧一碑，碑额篆书：“御制”两个大字。碑首书：“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末题：“乾隆皇五十有五年岁次庚戌正月上元丙申日御制并书”。碑文云：“近因阅石鼓文，惜其岁久漫漶，所存不及半……旧鼓旧文为千古重器，不可轻动，置其木栅，蔽其风雨，以永万世。而新为十鼓以刻十章，并烈国学以公天下，惠后儒，则乃周宣王之文也……。”碑文内容说明了乾隆帝仿制石鼓的原因及用意。

    西侧石碑碑额为乾隆御笔，其右半部是“瓌翠神笔”四个大字，左半部书：“……观张照草书韩愈石鼓歌长卷作歌，庚戌仲春御笔。”碑身四面皆为清代大书法家张照草书韩愈鼓歌。10枚石鼓与2座碑，至今保存完整，文字清晰，是一组珍贵的文物。

    在孔庙与国子监（古代皇家学府）之间的夹道内，有一处由189座高大石碑组成的碑林。这就是著名的十三经石。由于坐落在孔庙的一个角落里面，不经意还发现不了。原来只以为在北京的房山石经山有唐朝贞观年间的石经，那是防止历朝历代焚书坑儒而刻的。而这里的十三经，是康熙年间是江苏金坛贡生蒋衡发现当年在西安的“开成石经”即出于众手之杂、又欠缺校准，混乱不齐。于是从雍正四年到乾隆二年，历时十二年手书而成。

    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下旨根据蒋衡的蓝本刻石立碑。全部石经共计63万余字。十三经规模宏大、楷法工整、雄强茂美，内容的准确性和刻制的精美度都优于西安的“开成石经”，其中含：尚书、周易、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十三部经书，是我国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而在规模上也是仅次于西安碑林的全国第二大碑林。

    相传乾隆帝钦命和珅、王杰为总裁，彭元瑞、刘墉为副总裁来考订经稿。彭元瑞以宋元善本十三经核订蒋衡手书的经稿，并把俗体字均改为古体字，使经文更加完善规范，古意大增，深受乾隆帝的赞赏，被授以太子太保衔。这使和珅嫉恨非凡，权倾朝野的他命人在一夜之间挖去石碑上全部改过的古体字。直到和珅垮台后，古体字迹才得以重新修复，至今碑面上还有一块块挖补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