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祸难（下）

    母亲在市中心医院也就住院治疗了差不多半个月。住院的那段日子，律主任每天都会到病房来查看母亲的病情，并指导用药，用的也确实都是一些价格相对便宜的药。刘主任，也不时到病房来看看，但是几乎每次都要父亲开一些价格昂贵的药，他还建议母亲再做植皮手术（即从身上其他地方取皮移植到母亲受伤的腿上），说这样会康复的更快。但是从律主任那里得知，植皮手术很贵，单手术费用一项就要几万块钱，而且植皮成活率也不高。这样再加上其他的医药费，根本不是我们这样的家庭能够承受的。那时候母亲手术的刀口已经基本愈合，所以律主任建议父亲尽快办理出院手续，他为母亲开一些药方，然后回到镇上的医院去住院慢慢治疗和调养，这样可能好起来比较慢，肉全长出来可能要几年时间，但会节省很多费用。父亲很是感激，就按照律主任的意思找刘主任几次，要求办理出院手续。刘主任迟迟不予办理，总是说要多住几天观察观察，还说镇的医院条件不如市医院，执意要母亲在市医院再住院治疗一段时间。但是在市医院费用比较高，家里本就没什么积蓄，那时候父亲已经是东拼西凑地借债为母亲治疗了，再住下去，恐怕连借都没地方借了。后来听说，最后无奈，父亲又买了几条烟之类的送给刘主任，刘主任才很不情愿地为母亲办理了出院手续。

    事隔多年，我虽然无法清晰地记得律主任的样子，但是我一直都无法忘记在我生命中曾有过这样一个陌生的贵人，并且一直心存感激。当然，那个刘主任，我也一样记得。

    母亲回到镇医院住院期间，都是于姥姥低价拿药给母亲使用（于姥姥当时在医院管理药房，可以直接从医药公司拿药）。在镇医院住了一段时间确定无碍后，于姥姥就建议母亲回家休养，并且自告奋勇地每天至少两次到我家去给母亲换药，母亲为了省钱也想尽快回家调养，而且有从医几十年的于姥姥换药她也很放心。于是，父亲为母亲办理了出院手续，将母亲接回了家。母亲回家后没多久，爷爷就要求搬出去一个人住，父亲没办法阻拦，只好给他租了房子，每月给他送粮食、零用钱等。我想，可能爷爷是因为内心惭愧和知道母亲对他的恨意才搬出去的。

    此后的大半年里，母亲每天就只能或躺或坐在炕上（越来越胖），于姥姥每天都风雨无阻地按时来为母亲送药、消毒和换药，还费尽心思从延吉那边找来了一种叫做“烧烫灵”的生肌药膏（这种药膏生肌效果非常好，母亲连续用了几年，直到完全康复）。父亲则是忙里忙外，又做爹又做娘。我和姐姐在这段日子里也又多了一个工作，就是为母亲端倒和冲洗便桶。一开始，每次倒便桶我都会呕上半天，母亲为此时常调侃我说：“让你倒这么几次都这样，要是让你倒几年你还不把我挂树杈（ka）吧上去！”不过后来倒得多了也就慢慢习惯了。就这样一直调养，母亲的右腿在逐渐康复，每次换下的药布都很多脓，脓的下面就是新长出的肉。到夏天的时候，由于天气炎热，脓就尤其多。脓容易招苍蝇，所以夏天的时候还要留意不能让苍蝇落在母亲的伤口处。有一次，母亲感觉伤口处很痒，我们都说是在长新肉。但是母亲说感觉不一样儿。那时候，由于看于姥姥换药换得多，父亲和姐姐也都会换药了，姐姐就拆开药布查看。伤口周围满是疤痕，主刀口处已经长上了一层嫩嫩的皮，母亲说感觉里面好像有东西，于是姐姐用镊子把那层薄薄的嫩皮划开。这一划开可不得了，伤口处一条条白色的蛆虫在蠕动着，姐姐赶紧用镊子一一挑落，然后用消毒水清洗伤口。清洗过的伤口可以清晰地看到蛆虫留下的槽状痕迹，姐姐红着眼圈为母亲重新上药、包扎，一边责备母亲太不注意了，一边深深地自责说没有看好苍蝇。母亲却笑着说：“没事儿！我就说嘛，感觉里面好像有东西似的！”为此，母亲和我、姐姐还挨了父亲一顿骂。经过这件事，我们一家都更加细心地注意保护母亲的伤口了。此后也在没出现什么问题。大半年后，伤口处的肉虽然还没有完全长出来，但母亲已经可以拄着双拐下地缓缓地行走了，并尝试着做一些简单的家务。

    那年夏天，我小学毕业，顺利地升入镇中学。小学毕业的最后一次考试，我数学100分、语文89分，只排了第六名。不过父亲并没有责备我。第二年（1998）冬天，父亲为了还债，卖了房子。我们一家搬到了河对岸的河东屯儿（村以下叫屯）租了一间房暂住。

    母亲的腿一直到我初三的时候才完全康复。不过还是留下了后遗症，每逢阴天下雨，还是会疼，走路也有点跛。后来经鉴定，定为三级残疾。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个濒临支离破碎的家在风雨飘摇中总算是保住了，我和姐姐也在这几年痛苦的煎熬中真正长大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