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应邀参加了一个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主要话题的管理沙龙，和几位CSR方面的专家一道，与对外经贸大学EMBA的几十位学员面对面，进行了两个小时左右的探讨。

沙龙由”智囊传媒“总裁傅强先生主持，他以当下企业捐助地震灾区所引发的正反两个方面的舆论反应开题：比如中国人寿的“孤儿基金”倍受赞扬，而中国平安及某几位地产商捐款却挨骂，等等，与大家探讨，企业如何看待和履行社会责任，社会又该如何理性对待的问题。

“西岸奥美”副总裁郭菡先生以及“同心动力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孙兵董事长一致认为，企业必须履行好基本的企业责任，比如环保、员工福利等等，在此基础上践行更广义的社会责任，才有意义。而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蒋姮博士则肯定了中国企业的总体表现，认为随着重视程度的提高，会达到国际企业的水准，并且中国企业对本土文化的理解会帮助到它们更快速地作出反应。

与会学者几乎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对慈善行为的理解差异。比如，中国文化强调“患难见真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因此本土企业家会本能地做出快速的第一反应；而跨国公司会首先考虑政府责任以及企业角色，再产生适当行为。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从为“shareholder”（股东）负责，到为“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负责的观念的转变，是一个社会商业文明的进步标志。

我也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一个人的责任感知和践行能力建立在他的价值观的基础上，企业同样如此；当金钱成为衡量价值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纬度的时候，那么企业捐钱的多寡自然会引发不同的反响。尽管大家都知道不可以用金钱去衡量爱心，但在缺乏其它纬度的情况下，钱数自然而然会成为议论的焦点。当然，舆论对那些“为富不仁”者的批评，也反映着很现实的社会矛盾，比如收入分配问题、房地产商是否暴利与住房保障问题等等。

不过，总体来说，当舆论的关注点从“政府怎么做”到“企业怎么做”，从“捐了没有”到“如何捐助”，应该能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更加的深入和理性。相信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价值判断，会有助于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价值体系，而这里面应该包括到更多的对不同见解的尊重与包容性。

当主持人请我针对本次抗震救灾对企业界提出建议时，我说提到了两点：

第一，速度。跨国公司的决策程序问题不应成为迟缓反应的理由；事实上，在第一时间内，人们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态度，一个感同身受的表达，至于你捐助多少钱物，以及如何捐助，那是第二步才看的事情。这并非是说你可以开空头支票，而是说，在最终的决策出来前，你的网站，你的零售终端，至少能够看得出你的“本地化的能力”。真正的本地化，不仅仅在于你对于当地消费者消费需求的洞察与满足，还在于你对消费者所关心的包括突发灾害在内的公共事务给予怎样的态度和反应。为什么申奥成功的时候，你可以搞促销与民同庆，而地震灾害发生后，不可以紧急行动起来传递人性关爱呢？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很多跨国公司内部都在组织捐款，而这些公司平时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践行程度和系统化要远远好过一些本土公司，所以一味指责是不可取的。

第二，既然失去了速度，那么就应关注长远，尤其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灾后重建；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那些在城市打工的数百万川籍农民工。

无论怎样，善待生命，善待他人，善待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