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秦帝国》的接受，是当代文学的试金石

                谢有顺

我很喜欢这部小说，一字不漏地读完了。也向很多的朋友推荐这部小说，包括在很多文学的场合，向做文学研究的一些朋友推荐。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界，对《大秦帝国》这样一部作品的接受，可能成为一种试金石。文学界可能还没人意识到，这样一种写作对文学的意义。中国小说的写作，写作的模式，都已经定型了；包括大部分作家，他自己经验的边界，写作的模式，基本上都已经定型了，大多数人都是凭着惯性在写作，包括我们这些做评论的，也都是凭惯性来选择阅读一些作品。像《大秦帝国》这样一部横空出世的作品，这么巨大的篇幅，可以说是要试验每一个读者、评论家阅读耐心的作品。这样一部作品，能不能把它读完，读完之后能不能真正与这样一种精神世界对话，这是文学界的一个试金石。这在当代文学里都是一个试金石，试验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他有没有意识到一种新的变化，一种新的写作可能在出现。所以我对这部作品评价是很高的。

我注意到老孟（指孟繁华）刚才提到一个词，叫文学抱负。这个词用在孙先生身上是非常合适的。现在很多作家，其实他们的写作都是凭惯性在写，他没有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者他根本就没有问题，他仅仅就是在写而已。如果一个人身上没问题，身上不背负精神的重担， 他不想解答和回答一些问题，他的写作就很难深刻下去。所以看得出来孙先生的文学抱负，不仅体现在他的篇幅上面，更重要的体现在他试图对一个大时代，对一群雄浑的人的内在的生命的对话，他试图理解他们，试图把他们写出来。读这样一部作品，我读的时候是感慨万千。他所描写的这个帝国，这个世界，对比当下的人，对比当下我们这些人身上的狭小、猥琐，我感觉我们像是在外国。如果孙先生描写的是中国，那现在就像是外国。我更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外国人在看一个历史中的中国。确实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这种回溯，这种审视，确实能激起我们很多的东西。这些方面刚才各位专家都说了，尤其是导演也谈得很好，我不想多说了，我想从文学方面谈几点看法。

第一个，我特别钦佩孙皓晖先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种写作氛围里面，为写一部小说所花的苦功夫和笨功夫。大家都知道，小说是虚构和想象的艺术，但是我觉得，小说发展到今天，可能小说家已经过度地使用了虚构和想象的权力，或者过度地迷信虚构和想象所具有的创造性。我读很多的小说，感觉是，苍白。因为作家对他所处的时代，对他所写的生活缺乏必要的研究，必要的调查和分析，必要的理解和对话。所以我觉得孙先生这种笨功夫，苦功夫，这种案头工作，为他的写作所打下的基础，是他小说成功非常重要的基石。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作家，就像黄导演说的，他是一个学者。真正的好的小说家，他要写好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他必然要成为这个时代，这个民族，这种生活的专家。不是专家，他就写不好这种生活。就像《红楼梦》一样，曹雪芹很显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专家，所以他写什么就是什么。很多小说家过度迷恋想象和虚构，却不了解他所写的这种生活，他必然写不好这部作品。沈从文先生有一个解释说什么是专家，我印象非常深，他说专家就是要有一种常识。为什么要提倡是专家，就是你对你所描写的生活，时代，要有常识。如果你是一个瓷器的专家，那么瓷器放你手上，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年代的。如果你是一个丝绸的专家，丝绸放在你手上你就知道它是什么质地。你是个兵器的专家，兵器放在你手上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朝代，大致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用它。我从《大秦帝国》里面可以看出，孙先生对研究大秦帝国所花的巨大的笨功夫，案头工作，使得他对大秦有丰厚的常识。所以他写《大秦帝国》，那种风土人情也好，兵器也好，服饰也好，战争也好，包括用词，他都确实是那些方面的专家，在那些方面有常识。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通过虚构和想象。我非常看重他身上这种实证精神。这种实证精神，这种看起来通过一种很笨的方式，来还原一个时代的具象层面、物质层面的工作，我觉得可能比简单的苍白的想象要重要得多。要没有这种坚实的基础，可能我们很难对这部作品有一种深度的感慨和回应。这是我第一点很看重的。

第二个，这11卷的作品里面站立出来一批雄浑坚定、神采飞扬的人。这些人是历史上本来就著名的人，但是经过他这部小说的形象的塑造，这样一批人站立在我们面前。在一个晦暗的历史布景里面，站立出来。大家可能都注意到，90年代以后的小说，基本上没有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人物，80年代我们都还能回想起一些小说中著名的人物形象，但是90年代以后基本上想不起每一个人物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当代小说没有人，或者没有饱满的人，没有能让人物站立起来，可能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匮乏。但是在《大秦帝国》这部小说里，确实，你会觉得很多的人物，像商鞅，白雪，像白起，王贲，王翦，像秦始皇，包括像赵高这样的人物，确实非常的生动饱满。这是一部有人物的小说。是人物，是这些形象，诠释和承载了孙先生对一个时代、一个帝国的理解，这就使得我们跟那样一个时代对话有了一个载体。他确实把这些人物在一个大争之世的血气，精神，都写出来了。所以我说，他所描写的文明，他认为是原生文明，我愿意用一个词，叫野生文明。我觉得秦以后，尤其是是汉以后的中国，基本上都是圈养的，是养殖的，而他所写的那个时代，那些人，那种思想，都是野生的。真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那种野生的思想，野生的灵魂，活力，那种生命力，那种气度，那样一种胸襟，读起来确实给我了非常多的感慨。而且，孙先生在塑造人物时，他对人物的洞察和分析，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他不拘泥于把这个人写得生动，他还写出了他们的复杂性、深刻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对赵高这样一个形象的分析，对这样一个阉人，那种复杂心理的分析，是有性格逻辑的依据的。比如对扶苏，对李斯人物的分析，都非常的深刻，合乎一个人物的性格的逻辑。对这样一些人物的塑造，他不仅仅通过形象，而且也通过历史分析，性格分析的方式，所以站立起来了雄浑饱满的人物，这是《大秦帝国》非常重要的特色。

第三点，他通过这样一部小说完成了与一种文明，一种精神的深度的对话。在这种对话里，他提出了自己全新的历史看法，这种看法当然可以商榷，但我觉得这种看法对于打开我们过去对历史的偏见，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个帝国，确实很有启发。我还特别注意看到他对六国灭亡论的分析，包括对暴秦由来的一种分析，包括对秦始皇没来得及立太子所留下的遗憾，  对秦国历史的短暂，它很快就灭亡，对它那种悲剧的痛惜至极，我想每一个人读后都会有非常深的感受。

我很钦佩他以一种学者的方式来写小说，他其实突破了很多小说传统的陈规陋俗。由此我在想，他在写这样一种大气磅礴的时代，确实是用大气磅礴的一种写法。孙先生是把大秦帝国看作一个气场，是以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实体来看的，只要有利于他的表达，如果用小说的方式能达到，他就用小说；如果用历史分析的方式能达到，他就用历史分析；如果用理论的方式能达到，他就用理论；如果用论辩的方式能达到，他就用论辩，所以他不乏发表抒情和感慨。可能很多人觉得，小说是不适合议论的，小说是不可以感慨的，我现在觉得，这是对小说的误解。从这部小说看，它不受常规的小说限制，反而极大地开拓了小说的空间和容量，表现出更好的小说形式。我是一点不喜欢那种把小说写得太像小说的小说。我更欣赏那种不受小说的所谓的传统的，所谓常规的做法和限制的小说。至少，孙先生给了我这样一个想象。他里面那么多议论的，分析的，思想的，札记的东西，我觉得这就大大拓展了他这部作品的空间。其实我一直很向往一种写作，就像论语式的，圣经式的写作，它里面也有故事，也有议论，也有感想，也有抒情。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回想一下，没有人在生活中是像小说那样说话的，也没有人像散文那样说话，我注意到每个人的发言，都是有叙事，也有议论，也有抒情，也发感慨，也下结论，这种对我们日常对话的模仿，可能是更大的一种小说。没有人专门一天到晚讲叙事，没有人一天到晚讲思想，讲理论，没有人一天到晚发议论，我们都是叙事、抒情、议论夹杂在一起的。就像圣经就是这样一种文本。孙先生在这部小说里，也有自己的很多突破。所以他写的小说不是常规意义的小说，也不是常规意义的历史。他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突破，这是一部大作。所以我个人很喜欢这部作品，我也很愿意继续地来向更多的人推广这部作品。

（以上为4月21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评论家谢有顺在“纪念秦统一中国文明2230年《大秦帝国》典藏版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