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有记者评价您“不管从哪个角度提问，他都像传教士一样，很执着地叙说他的理念。”您认同这个传教士的形象吗？您期望传达的“教义”是什么？

孙皓晖：虽然我不是教徒，但是我欣赏传教士。传教士是什么？就是一群坚忍不拔的信仰传播者。很好啊（笑）。人群需要信仰，社会需要传教士。人类群体的信仰不同，各自传播的教义也不同。但是，人类传教士的精神是相同的。这种精神，就是对信仰的坚定执著，对信念的至死不渝。

　　我们这个社会，极其类似于春秋时代，万物共酿，六合激荡，天下多元，主流不振，一片礼崩乐坏之像，信念危机处处皆是。当下的人文阶层，当下的主流社会，已经普遍丧失了精神力度。当下人文学者与文学艺术家们的所谓风骨，所谓节操，充其量表现为某种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的狭小壁垒。真正的以原创精神进入治学领域的名士风骨，已经成为很难寻觅的人格化石了。我们在消解崇高，我们在玩弄废墟，我们在欣赏溃疡，我们在漂离美感。我们风华了，我们也沉沦了。

　　但是，我们不失望，我们充满了希望。为什么？因为，这正是大创造时代的前夜。在我们民族的文明历史上，这是第二次真正的脱胎换骨时代。第一次脱胎换骨，是我们向铁器文明的历史跨越。这一次脱胎换骨，是我们向工业与科学文明的历史跨越。我们无用的赘肉正在烂掉，我们悠久的脓疮正在破裂，我们新生的肉芽正在顶出；激烈的世界竞争与雄厚的内在成长，正在全方位的挤压着我们；角角落落里各种各样的瓦釜，正在风华沉沦的外衣下酝酿着自己的雷鸣。我们的战国时代，就要来临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人文学界，我们的文学艺术界，需要一种传教士精神，需要一批敢于突破传统并敢于面对真实的风骨名士，去驱散历史的迷雾，去还原我们的精神，去构筑前进的根基。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先生有一个论断：现在的文学，缺乏一种有世界观的写作。我非常赞同这一评判。我理解，这种世界观的实质，就是一种人生的真精神。它既表现为怎么写，也表现为写什么，更表现为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写。

治学治史也一样。我们对文明历史传统的审视，本应该早早进入思想整理阶段。可是，我们的基本状态，却仍然停留在具体研究阶段。明清时代的考据遗风依然弥漫学界，使我们极其缺乏思想的燃烧。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做个传教士，去传播我们的文明发现。

（此文为答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问。她的问题很多很细，除写作与生活之外，几乎将《大秦帝国》中的重大理念问题都涉及到了。我分主题将其问题摘录出来，分发在这里，供有兴趣的朋友们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