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罗志田的文章，必须要明白他写作的目的，那便是对过往历史的重建与梳理，打破已有的认识，尽可能还原当时人们思想的原貌。

在读《权势转移》时，我们也应该先找出作者试图重建的是哪一段历史，对于那段历史的固有认识是怎样的？而作者重建后的历史又是怎样的？经过这样的梳理，晦涩的文章也会较为易于理解。

在《权势转移》这篇文章中，作者对历史的宏观的重建有三处，这在文章的段落划分中显得一清二楚。

首先，对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的这个过程，传统的固有认识是说因为“技不如人”，在硬件上比不过人家，所以中国才开始先物质后文化地学习西方。对此，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说是因为战争失利而导致向西方学习，那在元、清蒙古人与满人入主中原之际，中国人的惨败远胜清末时西方的入侵。彼时的中国是亡国了，却没有人提出要学习蒙古与满洲的技术与文化，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于是作者提出了他对历史的重建——记即西方传教士，尤其是新教传教士在改变中国人，比如中国士人的思想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先是借助武力，后又借助科学，传教士们最终成功地做到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使中国人承认西方文明高于中国。

第二部分是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进行重建。传统的固有认识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的评价是洋务派的典型思想，不愿意改变中国的固有制度，只是在物质与技术方面学习西方，是落后与保守的思想。

而作者对此重新解读的内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背后的思想重点是西学而不是中学。中国人本来就天天浸润在中学的环境里，如果不是为了强调西学，断不会提出中学的重要性。正如同我们今日常常要强调母语中文教学的重要，背后是为了批判英语的强势与狂热。如果没有英语的存在，谁也不会去关心母语教学。张之洞、曾国藩等人其实并不保守。他们只是借“中学为体”的幌子来缓和顽固派的忧虑，目标还是“西学为用”。

作者更重建了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新历史认识，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法成功，恰恰是因为中国人做不到“中学为体”。那时的中国人对于中学的概念、作用与范围的认识十分贫乏。在“中学”方面根基不固，导致人们迅速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一步步走向了激进化。简而言之，中国在清末民初的西化不成功，不是因为学习西方不够，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够。

在最后一段中，作者又对“新与旧”的历史事实进行了重建。传统的固有认识总是习惯将人物分为守旧派与激进派。如果强调保存国粹便是守旧，喊着要革命的便是激进派。

而在作者重建的历史情境中，无论是国粹派、自由主义分子、社会主义分子都不是什么守旧派。在那个“崇新时代”，任何一派人物都要标榜自己的新。“新的就是比旧的好”这种概念普遍被人们所接受，乃至于被信仰。在这种环境中，根本就不存在现代我们理解的“守旧派”。所有的争论并不是在“旧”与“新”之间发生的，而是发生在“新”与“新”之间。

以上是作者对历史重建的三个大方面。在许多小细节上，作者也为读者提供了有趣的解读或材料。比如传教士试图用科学来宣传基督教，结果科学被中国人拿回家，基督却被挡在了门外；皖系军阀卢永祥应该算是象征守旧势力的北洋派，却也懂阶级分析，还试验过按阶级收税的方法；自由主义者胡适一度信奉社会主义，愿意牺牲个人的自由，模仿苏俄的专制等等。其中，最引起我共鸣的是，一开始，西方人用武力来说服中国人接受西方；后来，当西方放弃武力，想用更文明的方式来对待中国人时，原本尚文轻武的中国人却开始崇拜起武力了。这种错位，即使放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最后，对于作者文章题目中“思想权势的转移”这几个字，我总是无法避免地感觉到拗口与别扭。如果将“思想权势的转移”替换为“思想影响力的变迁”、“思想潮流的变迁”又或者“思想话语权的变迁”，是否让人听来更为顺口呢？我自然明白作者是故意为之，但文章本身自有价值，不需要靠玩弄文字来吸引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