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鲁引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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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鲁引弓，男，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资深媒体人，曾任《钱江晚报》副总编辑，红旗出版社总编辑，现为《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数字采编中心总编辑。在新闻工作之余，近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北京文学》、《江南》等杂志发表《爱情套餐》、《少年捉奸队》、《我与上一代人的战斗》、《姐是大叔》、《小别离》等作品，取材视角独特，被影视界看好。

 

【创作图表】

 

【作家与《收获》】2014年第3期《收获》刊发短篇小说《隔壁，或者1991年你在干啥》，是鲁引弓在《收获》刊发的第一部作品。

 

 
2014年第3期《收获》预览 短篇 | 隔壁，或者1991年你在干啥（鲁引弓）（5月16日出版）

【梗概】短篇小说《隔壁，或者1991年你在干啥》（鲁引弓）

    刚大学毕业的我分配在小镇的计生办工作，我临时寄居的招待所隔壁住着一个美丽女孩，但这个女孩是台商的情人。我常常听到隔壁在夜深人静时传来的争吵、哭泣、摔打和做爱声，就在在混杂的声音里，我爱上了那个女孩，终于在春节期间，两个孤独的男女住在了一起。但一切似乎只是过眼烟云，我打算着与女孩一起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女孩突然消失，再也没有回来。

 

 

《收获》微信专稿 创作谈 | 让文字奔跑（鲁引弓）

■鲁引弓

 

每天晚上，当我从媒体生活中出来，先去操场上长跑，在奔跑中蒸发忧愁，让自己高兴一点，然后回到桌前，开始写字。

 

每天晚上，当我从媒体言语的“自我把关”状态中出来，我让自己在另一个虚构的天地，试着用另一种言语奔跑起来。

 

两种言语，奔行于各自的跑道上，它们貌似不相关，但它们恰恰来自于同一个起点。

 

在一个写作仿佛乏力的时代，当众多人已经收摊，我才开始进场。

 

这样的进场，是诉说的欲望。它来自于我目击的生活。

 

我的创作，最初往往来自社会热点的触动。这些年，“反腐”、“教育”、“房产”、“食品安全”、“公平”、“社会平安”、“发展中人的集体焦虑”等相继进入我的取材领域。作为一个媒体人，对热点的敏感和发现，已成为一种思维习惯，当我留意到某个令人唏嘘的细节时，仿佛无法遏制自己天然的嗅觉，它背后那一抹时代的投影总是更令我寻味。笔触从这里开起，与在此捕捉新闻点，对我而言，似乎一致。这样的起点，或许并非太个人，太文艺，但它为我带来了视野和地气，也因此，使我《小别离》、《少年捉奸队》等作品在文字期刊上出现时，有较大的关注度。

 

我的创作，需要一个强烈的意象。如果蜂拥而至的“热点”细节无法构成一个有意思的意象，我的写作依然无法顺畅。《隔壁，或者1991年你在干啥》是我最新长篇《笨男孩》中的一章，它以一个笨男孩与聪明姐20年情感纠结，描述时代风云，和普通人所付出的精神成长代价。我在写作时，有一个意象如此鲜明，一个男孩在向一个奔跑中的女孩呼喊：慢一点，慢一点。这个女孩，与所有女人一样，对时代走向有近乎天然的直觉，她甚至宛若这个时代本身，于是我们在苦苦追随的同时，想让她慢一点。当这个意象浮出水面，我的文字就跟随它穿越20年间“股市潮”、“下海”、“投资热”、“非典”、“职场规则”、“反腐”等场景，呈现每个活在其间的普通人的哀乐，和返顾中对人生旅程的感喟和反思。

 

我的创作，是因为困境中人的情感。追随意向，让文字跑下去，跑过每一张在诉说的脸，听它诉说心里的波澜。而在这个纯文字阅读正被疏远的时代，对媒体海量文字公众传播的功效有所感悟之后，我发现，在今天你无法轻易打动别人，包括打动自己，更何况是那些虚构的人事。于是让自己写下去，其实是一桩难事。在今天人已学会忍受，任何一阵东风西风似乎都有它的理由，如果笔下的情感不直接挑战伦理、人性底线，那么对阅读者而言，它就基本无力；如果不置身于人物最纠结的人生两难之间，它对价值观的冲击就基本失效。我在写作长篇《小别离》时，将“应试教育”命题引入“亲情”、“血缘”、“公平”等领域，以每个人物富有当下特征的选择，挑战传统伦理系统，悖理中的沉痛和缠绵，让文字有涌动的冲动，让叹息不再空洞。

 

我的创作，想找到一点暖意。像所有媒体人一样，对社会焦点热点的天然敏锐，往往伴行着悲悯和郁闷。当我从新闻空间跑到一个虚构的世界，那些沉郁的东西总是使我不由自主地寻找暖意，安慰自己包括笔下的人物，哪怕刻意。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喜欢一抹亮色，这与写作媒体言论时的心态截然不同，它们或许是一面铜板的两面，在文学的这边，我希望它是一丝映照现实的温柔，一个深呼吸。

 

前不久写作《放学路上》，每天放学时中小学校门前那些等待着接孩子回家的家长群像让我有了构想这个故事的起因。他们的等待，说明对这条放学路是不放心的。于是我设想一个小女生第一次独自回家路遇的各种场景，在我的笔下，这条路与《西游记》中的那条路没有什么不同，它事关成长，有风险也有温意，童真之眼第一次目击的这个社会，与课本里所教的不太相同，儿童的纯真映耀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也提醒有它的风险，当那些风险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形态簇拥于作品中时，小主人公必须有她自己的小能量穿行其间并脱颖而出，仿佛这样处理，才能让自己在文字的表达中寻找一个安心。

 

我的创作，是为消化纠结。阅读者常会发现在我的作品中，大段的议论像突兀的沙洲，不断地浮出描述文字的水面，这可能是一个不妥的小说写作习惯。但我无法控制它们，它们总是要在各种场景和人物对话中顽强地显现出来。这种强势的意念表达，或许与我的现实主题取材有关，但好像也不全是，也可能与我读大学时的抽象理论专业有关，或者性格有关。我知道这会对小说形象性构成硬伤，我在学会克制议论的冲动，但当它们真的来临时，我总是说服自己，这也是文学性中的一个元素，这也是我以文字消化纠结的一个手段，只有让自己舒畅，才能让阅读者受感染，这个感染除了情绪，也或许包括自己对现实的直接感受。

 

这一个月我在写作《我的纸牌屋》时，关于职场生存、体制文化基因、国民性格的断想，变成了一句句警句，它们在一地鸡毛式的职场情景中闪烁，对琐碎有一定的升华功能，让众所周知的现实纠结在文学中有了被透视，从而被轻视的解脱通道。

 

下夜班后，许多个深夜，我坐在餐桌前，把字一个个敲在电脑上。双休日，最快的时候，我以一天1万至1万5千字的速度推进。

 

他们说在我这个年纪，不太有这样的事。

 

事实上，在我更年轻的时候，我也没有这样长跑和写作的习惯。

 

我在靠近村上春村吗？在我这个年纪，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模仿。

 

他是什么原因，我不太知道。我只知道我有自己的需要。

 

在这样一个阅读方式迅速更替的时代，我眼下从事的新媒体产业正狂飙突进，“大数据”、“用户”、“抓取”等互联网概念所掀起的艳羡、惶恐，正在颠覆内容生产上的个体从容。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电脑上或纸上码的行为，似乎变得更加艰辛，也更加边缘。

 

而我在这个时候跑进了文学的跑道。

 

这是因为我明白，当一种体力加脑袋的活儿开始变得稀缺时，它或许正在迎来自己的春天。

 

 

《收获》微信专稿  访谈 | 鲁引弓：像木刻一样写作

 

   访谈人：

   袁敏：《江南》文学杂志主编，著名出版人，发掘了韩寒等著名作家

   鲁引弓：媒体人，作家

 

背景：

鲁引弓，本是资深媒体人，从去年开始忽然一头扎进书房，洋洋洒洒折腾出了几个长短不一的小说。看似“玩票”，发表后，却引发了一系列让他目瞪口呆的事件，半个月内至少有6家影视公司找上门，甚至有的公司制作人仅仅看了某个作品前面的三个章节，就拍板要签约。

一位刊登过他作品的杂志编辑说，“很多人觉得纯文学没人读了，实际上，但凡触及社会话题、接地气的题材作品，仍然被影视圈牢牢关注。比如鲁引弓写的《小别离》除了谈留学教育，还紧扣中国的环保问题、食品安全等等现实。这是最贴近老百姓的，也是它跟很多自娱自乐的文学作品最大的区别。”

 

而他最近完成的《笨男孩》、《放学路上》、《我的纸牌屋》，更直击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会成长、安全、职场规则等话题，势必引起更大的关注。

 

袁敏：算了一下，近一年你写了4、5个作品，其中好几个还是长篇，怎么做到的？

 

鲁引弓：快的时候我一天写1万5千字。这种快是不由自主的。

 

袁敏：许多人年轻时都有过文学梦，但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消退了。

 

鲁引弓：我也很奇怪，我一直在媒体工作，做了20多年了，一直在观察，在吸收，可以说始终处在一个缓慢生长的过程中。可能有的人一下子就激发出来了，而像我这样的，偏到了这个年纪，才觉得要表达了，而且，这种愿望来得很强烈。人家都收山了，我反而要出山。

 

袁敏：为什么呢？

 

鲁引弓：我想最主要的是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空间上的压力，仿佛周围在被慢慢地填充起来，逼得我非这样做不可。

 

袁敏：我想你是一个对社会变化很敏感的人。

 

鲁引弓：其实我特别反感把作家想象成一个宅男。当然，应该有这样的作家吧，就是坐在家里想啊想，可能也写得够好的，但这样的作品很难打动我。尽管我的文字也未必能打动每个人，但至少，我觉得作家试图去应付的，应该是更大的一个局。如果没有这个大局，只是挖掘内心，也挖不了多深。

 

袁敏：这和你作为一个成功的媒体人的身份有关吧？我们知道，你做过很多影响了所在省份的报道，比如《和外乡人一起跳舞》、《思想是怎样松绑的》，等等。

 

鲁引弓：在媒体工作，你天然地就和现实走得很近，天然地具备敏锐、善于观察和发现这样的优势。这也是在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中训练出来的。每天都要在无数的信息中捕捉那些大家关心的，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事件，否则读者就不会买你的报纸。这其中的传播和接受的关系，我想新闻与文学之间是相通的。

前段时间我写了一个给孩子和家长看的小说《放学路上》。城市越来越大，我们的放学路越来越长。这本来是一条孩子成长的路，但我们的家长常常会担心这条路。为什么？这里的原因就和我们所处的社会背景纠缠在一起。我用有点幻想的笔法写了一个孩子独自回家路上的各种遭遇，算是西天取经这个原始母题的当代现实版吧。

《笨男孩》也是，笨男孩和聪明姐的关系，隐含着的是许多人和这个时代的关系。那个男孩一直在追那个女孩，那个女孩总是跑在他前头，他怎么追都慢了一拍。里面写到了股票风波、下海潮、官商等等，最近二十年的种种变化，我们不也常常在这样的变化面前惊慌失措吗？

 

袁敏：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于抓各种社会热点和现象？

 

鲁引弓：我觉得不完全是。如果一定要说抓什么的话，我更愿意表述为抓纠结。这种纠结肯定会和当下社会的热点牵连在一起的。这种纠结是普通小人物的纠结，我写的都是普通的人，我们不得不置身在这个社会的普遍法则中，无从逃避。

这里我有一点体会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要特别真诚，要有挑战底线的勇气。这才有冲突，才能把矛盾激发出来，才有好看的小说。《笨男孩》的女主角，你可能会觉得违背了许多常情，许多伦理标准，但这就是现实。在生活中真实发生的甚至超过我写出来的。

 

袁敏：你一定是被那些事情直接打动了，才会去写？

 

鲁引弓：是的，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事情打动我，我不会动笔。写《放学路上》，因为我确实遇到了那些匆忙行走在路上的学生们，包括我的女儿。也正因为这样，我写得很快，如果一个月还写不完就不写了。我不知道这算缺点还是优点。反正我感觉到不尽快写出来，自己的状态也会涣散，激情就过去了，就不想写了。结果就是，作品会比较粗线条，但人物的情绪比较强烈。

我自己觉得这有点像木刻，黑白分明，但不是那么精雕细刻。有趣的是，影视公司会觉得我的文字节奏轻快，比较时尚。他们的编辑非常看得下去，愿意将这样的东西呈现在银幕上或者荧屏上。对我来说，这完全不是刻意为之的。这里有个悖论，这几个作品传达的情绪其实都是挺沉重的。

 

袁敏：我读《笨男孩》，就有种什么东西在砸下来的感觉。

 

鲁引弓：写得最多的那几天，在键盘上敲字的时候，我都有点发抖。每天写1万多字。劈头盖脑地把故事往前推进，现在让我回头去写肯定写不出来了。

这里涉及的其实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而是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冲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活？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有一套活法。这样一来，冲突必然难以避免。

 

袁敏：在你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读到不少论断式的句子。

 

鲁引弓：是的，会有不少。这可能也和我以前写时评，包括采访新闻，常常需要快速判断有关。遏制不住的有各种的思考会涌出来，而且我原来学的是文艺理论。我曾经为此犹豫，但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啊、契诃夫啊，其实他们常常有大段的议论，哈哈，所以我的心理障碍一下子克服了。

 

甚至有的朋友读了我的那些作品，留下强烈印象的反而是其中的议论。我想，我们的作品不可能是完美的，都只能在局部上有所发展。议论说不定就是我的一个强项，思想啦、敏感啦、直觉啦，这些也是文学的一部分。

 

既然是我的特点我就得认。我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些东西变得不生硬，有光彩。哪怕以后那些故事、人物都被人忘记了，但其中有几句妙语被人记住了，不也挺好吗？

 

袁敏：据我所知，《小别离》、《姐是大叔》等作品，现在是由曾经制作过《蜗居》、《悬崖》的团队等在做，之前多家影视公司还争夺得很厉害。原来写作的时候，考虑到影视改编的元素吗？

 

鲁引弓：还真没多想，但可能将来会想得多一点，哈哈。我其实也没写几个作品，几乎每个都被延续产品的行业给盯上了，不管是电视、电影，或者漫画什么的。十多年前，我的第一个作品《我和上一代人的战争》开始，就这样了。像海润、橙天娱乐，当时都是行业里的翘楚。也就是说，这些作品还有继续开掘的可能性。

 

我想，这主要是产业链不同的缘故。影视的这个产业链明显比文学出版要大。电视剧的版权，一上来价码都是超过六位数的，都快赶上我稿费的百倍了。12万字发表在杂志上，稿费也才一万多元，一个字最多一毛钱。还有家南方的影视公司提出如果作者本人改编的话，至少付给剧本费每集10万元。

 

影视肯定不是衡量文学的标准，但这或许是作品是否接地气的一种标准。

 

袁敏：能否总结一下此时此刻你对文学的基本理解，或者说你的作品最大特点呢？

 

鲁引弓：有悲悯心。我刚刚完成了一个长篇《我的纸牌屋》，说的是职场的故事，但重点不在于那种潜规则啊，你一招我一招啊，机巧不是重点，重点是悲悯。上班现在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难题，很多人觉得不爽。我们能不能以“开心”作为坐标，可不可以？里面讲了三五个职场的中年人和年轻人，都有这种困惑，有些是扎根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的，比如，为什么做人比做事更重要。我都尽我所能进行了狠狠的思考，我们要想办法解决它，否则我们会纠结，我们的下一代还会继续纠结。

 

 

《收获》微信专稿 评论 | 十年之前与之后

■艾玛

 

10年前的2004年，鲁引弓叫“强婴”。当然，一如“鲁引弓”，笔名而已。

 

没写过小说的强婴出手重，上来便是长篇。表现职场故事的《我与上一代人的战斗》首印4万册。无论当时还是当下，这个数，绝对是靠谱的畅销含义。

 

彼时，小说《杜拉拉升职记》还没出炉，娱乐圈才女徐静蕾自导自演的同名电影尚未问世，青涩的王璐丹主演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更是八字没一撇。但，强婴却义无反顾地触碰了这个如今依然撩拨人心的题材。结尾时，书中的某个角色貌似升职――名字最终以被画上黑框的形式出现在读者视野――生活何来小清新？！强婴不发问，只作忠实记录。合格的媒体人，职业操守如此；一不留神变身写者，那条良心底线，依旧刻在心上。

 

强婴曾是一家晚报的副总编。与常人最大不同是时常上夜班。心理学家不时在各种电视节目上“耸人听闻”告诫普罗大众，黑夜来临，或下雨或下雪哪怕起风，人的情绪就会发生种种微妙变化。天天被“微妙变化”包围的他，在不被察觉的亢奋状态下，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写作生涯。

 

10年前的社会还残存着某种被大众推崇的文气。就像10年后的雾霾“爱你没商量”地影响着公众生活。当年很红的海润公司看到《我与上一代人的战斗》即来商榷购买电视剧改编版权事宜。那时的强婴，笔下的世界被他描述得很残忍，生活中依然很“文学”。他傻乎乎问好朋友可不可以就此卖了，好朋友狮子大开口说得卖100万。10年前的100万可能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于是，转让版权的事就像城市大街上的尾气，不消自散。

 

强婴继续与那张晚报为伍，直到被调至某出版社任总编。那时他已离不开写作。很快，“强婴”变成鲁引弓，《少年捉奸队》、《与12生肖谈恋爱》、《姐是大叔》、《小别离》、《笨男孩》、《放学路上》、《我的纸牌屋》等小说，像自来水龙头，一拧，哗哗哗而来。

 

以中学生留学为题材的《小别离》，刚在《江南》杂志刊登即被一位著名影视制作人买走电视剧改编版权。很快，多家影视公司为该小说找上门，甚至有的公司制作人仅看了前三个章就急吼吼发来微信要求提价签约。

 

10年后的鲁引弓的写作速度比以前更快，最高纪录，一天1万5千字。写完还爽爽地告诉好朋友，简直没累感。

 

“没累感”的鲁引弓坦言，《小别离》终于写了他“自己”。真正的好文字必是关于“自己”的文字，而后离开“自己”，弥漫出整个社会场景以及场景背后的时代。《小别离》勾勒出现实中国的“世语新说”，触及教育、房价、婚变、职场打拼等诸多敏感点，人情，人，人心，皆有；在世俗的家长里短中，作者执拗而艰难地追问形而上的“别离”，试图写出一代代中国人身不由己的别离故事，在一次次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别离”中，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就这样无奈地断裂了。这是个大命题，诱惑着作家们的锲而不舍，谁把笔搁在那儿，在劫难逃。

 

鲁引弓不久前完成的长篇《笨男孩》是部时尚别致的小说版年代剧（1990年至当下）。该作以笨男孩“我”和聪明姐姐应虹令人唏嘘的情感纠结，折射出时代前行、社会蜕变进程中普通人所付出的精神成长的代价。行文利落，布局合理，绝不吝啬地砸碎灵魂的生痛感，明白无误告知读者：精神萎缩并非只关乎知识分子，活在其间的普通人更加束手待毙且浑然不知。从这个点切进去，笨男孩的命运与聪明姐姐一模一样，甚至更黯然。然，这种黯然却因笨男孩仅存的人性纯真而使他不由自主成了中国式“暖男”。

 

《笨男孩》之后的《放学路上》不妨将它看作中国版《千与千寻》。宫崎骏的《千与千寻》是奥斯卡惟一颁授最佳外语片的动画片，非常好看，也非常有意思。对人性深刻的鞭打全都隐含在一幅幅亦真亦幻的画面中，那几乎是某个年龄段孩子至高无上的“心中之神”。鲁引弓的《放学路上》当然还来不及写得那么好而无瑕，但穿行在一个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场景中的女孩，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孩子们喜欢、家长期待的“小英雄”。《放学路上》写一个小女孩第一次没有父母保护自己回家的故事。这部带着魔幻色彩的现实题材小说已被著名儿童文学出版家袁丽娟看中，她认为这是中国儿童文学中难得的既充满梦幻又具备励志精神的好作品。

 

至于《我的纸牌屋》仅看篇名就毋庸赘述其内容。《少年捉奸队》、《姐是大叔》等等，亦暂且不去多作评价。从10年前的强婴到10年后的鲁引弓，一条清晰印迹坦诚在我们目前：作为写者，有无话说决定着下笔速度、牵制着叙事姿态、整合着逻辑力度、拓展着关注视野、提升着人文关怀、聚集着精神厚度。那就期待鲁引弓的再一个10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