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10年第6期上的几篇小说

肖涛

张惠雯  《蓝色时代》   

    第一次读张惠雯的小说。脱口而出的几个字就是“毕加索的蓝色时期”。当然这么说有些牵强，但互文性的阅读，特别在关乎诗与画的共有光色质素的晕化效果上，你能感觉到“蓝色”只能属于男孩。如同每一个女孩子都有自己粉色时期的“花季雨季”一样，男孩子的成年礼仪式，大致为人生的“蓝色时期”。自后是什么颜色呢？若斗胆继续叫我胡诌下去的话，只能说——绿色、金色、黑色和灰色。当然你也可以借助文学史中的流派色彩来进行分级，比如绿色赞歌、金色年华、黑色幽默和灰色反讽。这一点，又近乎弗莱的原型理论亦即是春夏秋冬、晨午昏夜、喜剧传奇悲剧反讽等等。

   这篇小说其实并无多大故事性可言，甚至小男孩与成年离婚（已婚）妇人的越轨关系，也没多大彩头。比如茨威格的小说，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杜拉斯、邓丽君、刘晓庆们的爱情传奇。

   我最为关心的是这个小说的笔触非常好，的确如同欣赏油画时所体悟出来的灵妙美感。时间性发语词以“那天”为主。这样的好处在于每一个时间化的空间段落，都如同画框或镜头一样给定格了。你所看到的就是光影氛围播撒中的人及其心理生活。这才是这个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 

路内《阿弟，你慢慢跑》

   我不知道路内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写作困境，但能感受到某种表意的焦虑，亦即是连续两部长篇之后的低谷期。这一点，近乎余华、格非等先锋作家；甚至，也带有中国作家的特有弊病：从低处往高处一路攀爬容易走，一旦重打锣鼓重开台，难免有些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在表述70代人的小城镇记忆与成长经验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诸方面，路内建立了自己的话语标签。当然这种话语标签一旦放置进苏童的“香椿树街”序列和《城北地带》中，你会发现苏州这所南方城市的特有质素所濡化出来的小说风景。但路内进入上海后，似乎对这所城市的想象，并没有多少感性的体验，甚至有闭门造车之嫌或者乾坤大挪移式的借喻手法在暗中捣蛋。我这么说的理由如下——

    第一，《阿弟，你慢慢跑》，仅从视角的性别转换上，能看出路内注重小说讲述的尝试性勇气，但在有限的篇幅内，想要讲好“自己弟弟”的成长如蜕所遭遇的诸多挣扎与尴尬，就有些力不从心了。也就是说路内的这个小说纯属带着理念先行的动机来完成这个小说的讲述任务的。而且姐姐视角所呈现出来的经验，根本就没有多大新异之处。与叶弥、何顿、朱文等人笔下的“弟弟的演奏”相比，路内无法对“80后”这一代人中的异质性元素进行亚文化式的还原和概括，反倒有媚俗讨巧的嫌疑。认同大于差异，结果还不如读读他们的博客或帖子更好。

   第二，小说没有好的细节。海派的写作源流，至少在空间营构及其它诸如服饰、饮食、器具等方面，投入很大兵力，从而将物化空间的皱褶与斑驳面的光感予以表征。同时色彩与阴暗光影的层次感，亦有必要细细打磨，雕凿。路内一气呵成、顺风顺水的叙事线头，似乎懒得对“小说的空间”这一诗学手段进行必要而充分的美学经营。或许他的意图仅仅在于通过一个曲里拐弯、起承转合、首尾抑扬的故事来塑形某类人物。

   但读完这个小说，再也不想读第二遍。当然它与读者的年龄之间并不存在代沟差异——注重代沟差异的作品一定是独语式的自恋物。我仅仅感觉到读当下诸多小说而生的沮丧和因耗时而产生的疲劳感。

笛安《光辉岁月》：如果没有手机短信该多好

    关于这个小说的结局，第一，我希望谷棋能果敢地离开志强并大胆地追求陈浩南，原因在于共有的记忆基础；第二，我希望手机短信未必非要成为造成小说高潮突发的冲突性元素。当然希望仅仅是希望，而且一厢情愿，实质意义不大，——如果有一点的话，只能说笛安这个小说让我有话说。

    让读者有话说的小说是不是好小说呢？未必，比如说反话，坏话或棒喝，因为好与坏的小说跟生下来的孩子一样，千人千言，众口一词是达不到的。

    笛安这个小说最大的缺憾就在上述我说过的地方。因为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二人关系，随随便便就好上了，这样的事儿有，网上天天有，且烂俗的影视剧和婚姻类小说中更比比皆是；如果这样写的话，岂不意味着笛安小说智商的低下？这么写，不用读者，即便笛安自己也会笑话自己的。

    其次，要顺从生活与情感的逻辑，毕竟小说自始自终并没有让陈浩南的隐私生活过多暴露出来，原因何在？在于谷棋只想找个人说说话，只想自我倾诉，——这样的一个比较自私和自闭的人，她怎么会对陈浩南感兴趣呢？陈浩南只能陪公主读书，而无缘对公主讲述“我”的故事，因为公主对此不感兴趣。《罗马假日》的浪漫，也不过一天左右的偷来的浪漫，放置在婚姻关系中，实质上还是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为紧要、那些能忍则忍的锅碗瓢盆交响乐的日子为紧要。

    就此而言，笛安只能设置这样一个俗而又俗的手机短信来完成对小说故事的情感投入和理性把握。在一定程度上，这未尝不意味着笛安叙事意识上的中规中矩、不敢越轨，甚至对此没有体验所致。同时，它也暴露了笛安这类小说写作者的想象界域中，异质性话语和歧义性思维，始终还不能成为他们突破自己既定构思框架和叙事瓶颈的文化创意生产力。

余西小说的神秘意象：《消失的壁橱》

    余西小说的叙述语句大都是长句。这种长句的好处在于将叙事进程拉长，同时也便于营造文本的灵秘氛围，进而凸显出空间的重要性来。契合自己风格的文雅书面语，虔敬的汉语叙事伦理态度，至少表明，余西的每一次出手，都是贴着自己的语感在进行平滑的超低空飞翔。你能感觉到语言的质感因叙述人的有机调控，似乎被穿着带钉的鞋子，不断地擦出一些火花——甚至语言的肉体，因此会感觉到疼，感觉到抽搐、呻吟、幽泣，以至于俯仰伸缩之间，能产生出逶迤的逃逸动感和波浪曲线。

    我对余西讲述了什么故事，并不感兴趣，缘故在于，有限的人物组合，有限的文字篇幅，已经规约了一个中短篇小说的布局，其所建造的纸上空间，其所传递的经验，不会超出预料的接受视镜。我只能对余西小说与之不同的那份书生气质及其美学成分，来做一点补充式的说明。其实，这也是小说讲述的技法及其有意味的那个形式元素。

    这么说的同时，我脑子会不知觉地跳出“南方”这个词语。同时，一大堆与苏童有关的意象词也会哗然闪回。不过针对余西的这个小说，我还是不想溯源上述点滴影响的踪影。讲述同代人的故事，这个讲述者以第一人称视角构建了“我”和“芳芳”对话交流的文本叙述表层。表层的故事下的潜层故事则由“芳芳”讲述她和“木子”的情爱关系为主。最终小说可以用一句话来定位——

     “考研族的爱别离”。

    “芳芳”的讲述是小说的主体。主要由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构成，二者的交叉跑动，不仅呈现出了“芳芳”与“木子”这一对考研情人的关系，还暴露出“木子”的病态状况——失忆症。

    在一定程度上，小说终究是对作者智商的检验。好小说的作者智商、情商都不会太差。余西在这个小说中，有一根叙述的线头经常会有意断掉。亦即是叙述人的有意退隐。这种有意退隐主要体现在“我”跟“芳芳”时断时续的交往时间段落比较长，不紧凑；同时，“随着“芳芳”的讲述，“我”的叙述声音逐渐后撤，最终成为了全知叙述人在讲述木子和芳芳的情感变故。当然这种隐退，其实只不过表明叙述者在有意向读者靠拢，以至于化成了倾听者而已。

    从此看，小说中神秘的壁橱意象，到底象征着什么，反倒并不重要了。重要的在于小说写作者，在套盒式的故事结构中，其实已经设置了虚拟的层层壁橱。打开一个，进入下一个，曲径通幽处，其实也迷宫重重。当然你也可以将小说看作是精神分析学家的病历报告，发生在主人公（病人）无意识领域的梦魇，始终不会全部浮现出来，因为无意识为他者的语言所占领。

  唐磬的异质性叙事：《在你全部的背后

    在唐磬近似波西米亚式的全部生活背后，大概就是想象了。或许想象需依靠才华的泉水滋养；诗性的语词，悄吟吁唤中，亦孳生出不可遏制的锋刃之草。

    唐磬，令人感觉到汉语言的威力。耳目一新，并冲击着视觉衰老而颓坍的堤岸。震惊之余，也难免令你油然生出一丝凛然的敬意。

    这是小说。因为唐磬在说，说就是一切。诗歌的抒说和小说的叙说，相互杂糅，让唐磬的说，有一种不说即枯哑的苦闷。当你注意到唐磬在小说中掺杂着回忆性的“她者”视角时，你又不难感觉到小说之于过去之事的迷思和眷顾。

    当然，对色彩意象词的敏感以及蛇这一传统原型的激活，似乎表明本文女性体验的感性与神秘。同时，唐磬对排比句的过度使用，又特意彰显出她急于表达以至于进入忘我之境的那份醉意。

    最终，非常不讲究的语段残骸如同拿着刀子在树皮上胡乱泄愤而划过似的，形成了唐磬特有的碎语式文体。这也是小说因说而拼接出来的多棱镜形式。在这枚多棱镜里，你会看到唐磬所遭遇的情感故事及其对二人世界的独到发现。这种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无数的细节和有限的场景构成，但唐磬的表述意图不在于构成对猎奇目光的色欲勾引和对越轨笔致的百般演练，而是繁复旋转的对话。

    叙述人之“我”及于预设的文本读者“你”构成了小说的表层装置。“我”又常以回忆主体的身份撩开并触摸往昔之“她与他”的关系进程及其身上携带着的“她性”与“他性”。最重要的在于讲述中诸种抒情、记忆、殇情、物哀等感受，被叙述主体反思性的视角敲打后，所形成的疑问句式，明显地又成为暴露虚构的“元小说”。

    我不知道唐磬的多声部、复调感十足的说法会给这个气息奄奄的汉语文学世界带来什么。但有必要指出，作为“85后”的写作者，唐磬的小说，明显与春树的另类叙事、张悦然的复制包装、周嘉宁的小资口吻，有些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你无法用代沟文化来阐释，更无法用一个既定的框架来套入。甚至我还以为，唐磬的小说即便与陈染、林白两位有过诗歌经历的小说写作者相比，也毫不孙色。如果你再比照北岛的小说《波动》，甚至叼着腐肉的根子、拉着犁的多多、“疯狗”一样无地自容的食指和沉陷于黑暗中独白的翟永明等人的诗，也会感觉到某种共同的“异端”诗人情结暗中参与了小说叙事话语的编缀。

    因为唐磬明白，写作即有话要说，有感而发，说就是一切，不说就会憋死。女性身份的幽暗意识和禁闭感受，常会比男性衍生出更多更神奇的思维和更诡秘的语词，从而缠住你的目光，使你窒息，以至于感觉到现代人的囚笼处境。就此而言，唐磬的异质性写作，应属于现代主义在新世纪中国的持久余波和跌宕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