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看病难”下定义毫无意义

　　对于“看病难看病贵”这个备受公众关注的问题，数位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委员发出不同的声音：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

 

　  在新医改快马加鞭进入实施阶段的今天，医药卫生界的政协委员所关注的，却是“中国到底看病难不难”，确实有些令人吃惊。倒不是说政协委员不能基于自身立场乃至自身利益来自由发表观点，而是这种观点本身距离公众共识实在太过遥远了。

 

　　站在患者的角度想一想，谁看病都是想看好。一部分医院生意不好，并不代表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其反证的恰恰是某些医院医疗水准过低。再深究一层，医疗资源配置不公是根本原因。个人是否“看病难看病贵”当然是一个真问题，但是要“定义看病难”却基本是一个伪问题。

 

　　“看病难”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标准”，也不需要有“明确的定义和标准”。没有，是因为“看病难”本身就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而且它必须具体到个人的感受，不能用平均数来概括；不需要，是因为这样的“定义和标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医疗资源配置不公的格局不会因之而得到改善。相反，“定义和标准”之下的“看病不难”，只会加深医疗资源配置不公的合法性。

 

　　医药卫生界委员之一徐勇委员说：“如果病人从新疆跑到北京看病，那是难。但这种难，超出了基本医疗的范畴，不能在抱怨的范围内。”如果“明确看病难的定义与标准”，只是为了“划定”人们“抱怨的范围”，同时“断绝”人们“不合理的抱怨”；那么，除了让有关医院和管理者可能获得阿Q式的自我无愧感之外，我实在看不出任何价值。

 

　　按常理，作为医药卫生界的委员，很多本身就来自基层医院，应该对于患者看病之难拥有最为直接的体认和了解。为什么会得出决然相反的观点呢？我想，要么是没有设身处地，确实感觉不到患者苦楚；要么就是想要维持现有医疗资源紧俏格局，保持自己医患之间的优势地位。

 

　　可是，这不应当是政协委员应有的表现。他们该做的，是积极探讨如何改变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的格局，为新医改的深入开展而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