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走入杨启芬家的院子时，发现她家的门是敞开的，但家中却空无一人。在她家院子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大堆不同型号的炮弹堆在院子里，足有五六十枚。看着那些炮弹在强烈的日光下暴晒，对我这个毫无军事知识的人来说，总觉得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看着那些炮弹，我们在院子里等着杨启芬的归来。中午时分，先是她的丈夫王和贵走进了院子，随后，杨启芬也从对面山坡的小路上一瘸一跛地走了下来，进院之后，她累得满头大汗，扔下农具便坐在门框上再也没有起来。

杨启芬，苗族，1967年出生，1985年嫁给八里河村的王和贵，1993年在东山触雷被炸，右小腿切除，每年补助1200元，属二类三等残废。

当她得知我们是前来了解她的被炸情况，刚开始她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门框上默默地流着眼泪，不到5分钟，她便号啕大哭，不管我们几个怎么劝，她的泪水还是不停地往外流，大约半小时过后，她的情绪才基本恢复了平静。

杨启芬回忆说：“1993年11月20日那天早晨，我和王和贵一起上山去我家玉米地里锄草，锄到中午时分，我感觉很累，正要收拾农具准备回家的时候，我踩响了压发雷，我的右脚当场就被炸飞了。炸了之后，我当时很清醒，也知道自己是踩上了地雷，血淋淋的小腿直往外喷血，看见筋和骨头都露在了外面，我一边放声大哭，一边高喊王和贵赶紧给我找回那只被炸飞的脚。他急得在地上转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赶忙在地上拔了几根草给我捆腿止血，不到两分钟，他就背起我像飞一样往寨子里跑，一路上我流了很多血。”

王和贵说：“我背着她跑回寨子后，直接就跑到轮战部队的卫生所，解放军当时正在吃午饭，看见她被炸之后，当兵的全都放下饭碗给她包扎，还没包好，寨子里的罗应敏就把他的农用车开过来了，当天下午就把我们送到了麻栗坡县医院，晚上9点，她的腿就被锯掉了。”

杨启芬说：“我被炸的时候正是秋季，那时人们都上山劳动，所以被炸的人很多，我住院的病房里一共住了3个人，都是地雷炸的，凡是医院楼道里拄着拐杖的人，全是踩过地雷的。我记得当时炸得最厉害的就是芭蕉坪的刘学兰，她被拉到医院的那天，全家人都在医院的院子里放声大哭，半夜了，她的父母还是哭个不停。那年刘学兰才16岁，她的两个脚都被炸飞了，而且双腿都被锯掉了，包括医生也觉得刘学兰很可怜。刘学兰学习好，长得也漂亮，可是地雷一下子就把她给毁了。现在，她装着两条假腿，拄着双拐，都快30岁了，还找不到对象。你们要是想去看她的话，走两个小时就能到她住的那个寨子里。　

“我那次在医院住了50多天，医药费是公家出的，2600元生活费都是我们自己出的，当时家里没有钱，还是和几家亲戚借钱办的出院手续。

“第一年，我一直拄着双拐，伤口老是化脓，什么也不能干。第二年，县上让我去昆明装了假腿，虽然穿着假脚假腿不舒服，但总还是方便一些。

“到现在为止，我在昆明装过3次假腿，在麻栗坡装过5次，在文山装过1次，总共装了9条假腿。每次给我们换的腿质量都不好，只能穿一年，就烂了，要是下地的话，半年就烂了，只有今年5月，是老外在昆明红十字会给换的，这次换的腿是外国的，质量明显要比中国的好一些。

“我们换假腿虽然不要自己花钱，但很麻烦。有时要去昆明换，有时要去文山换。去昆明要坐两天车才能到，去文山也要花整整一天的时间才可以，都很不方便。记得有一次突然通知第二天给我换腿，我连夜骑马赶到口岸，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赶早车去麻栗坡换腿，要不然，过了时间人家就不管了，如果他们不管，还要我们自己花钱换，现在腿都成这个样子了，根本赚不来钱。”

王和贵说：“在这里生活很不安全，打仗就不说有多么可怕了，踩地雷也是一件最害怕的事情。这几年寨子里老有被炸的，我一个人就背过四五个踩地雷的，比如王清明、王开福、吴通明都是我背的，只有吴通明当天晚上送到医院后死了，其他人都活了。这里大部分男人都背过踩雷的，没背过的很少很少。”

杨启芬对王和贵很感激，她说：“要不是他，那天中午我肯定死在山上了，因为我家的承包地比较远，万一寨子里的人听不到地雷的爆炸声，肯定就没人上来背我，那我就会流血流死。其实很多人不是炸死的，都是流血流死的，比如吴通明就是送得太晚流血流死的。我们这些地方经常有一个人在山里被炸后没人听见的，所以只好自己往回爬，有的还没爬回寨子就死在路上了。对于我来说，还是命大的。

“王和贵这个人很好，也很有良心。前几年他还花1260元专门为我买了一匹马让我骑。像我这样被炸的，很多男人都不要了，有的离婚了，有的男人干脆就跑了，再也不回来了。可是，王和贵没有像他们那样，而且对我很关心，从来都没有埋怨过我，其实他很明白我们的穷是因为我。

“你看看我们家穷成什么样子了！除了残废补助再没有任何经济收入，4亩山地种的粮食刚凑合够吃，现在除了为我养一匹马，再就是养了两头小猪。儿子王开发今年19岁就出去做工了，大女儿王开琴今年17岁也没钱上学了，只有二女儿王开翠还在芭蕉坪的帐篷学校上初二，我们不想让她上学了，她死活要上。现在家里的开销主要是她上学要花钱，还有油盐酱醋和电费一年要花几百元。” 

我问他们去不去口岸赶集，买不买新衣服，平时买肉吃吗？杨启芬说：“这些年我们吃的和穿的都很差，10年也不会买一件新衣服，只有过年才能吃一次肉，不过寨子里不光是我家没肉吃，很多家庭除了过年吃肉，平时可能都吃不到肉，要是有钱吃肉，我才不让他上山捡炮弹呢。”

这时，我指着堆在院子里的炮弹问哪儿来的？为什么不处理掉？杨启芬说：“都是王和贵去山里捡回来的，最近寨子里没来收废铁的，没有卖掉。”

我问杨启芬这些炮弹会不会爆炸？她说：“炮弹不像地雷一踩就响，不过里面都有炸药，还可以打响。”

坐在一旁的王和贵补充道：“这些炮弹都是没有用过的，如果不专门去引爆的话，一般不会爆炸。”他一边说话，一边抱来几个炮弹向我们展示，并且还为我们讲解炮弹的型号和开启炸药的方法，幸亏我们的向导小黄催促王和贵把炮弹放回了原处，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2004.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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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启芬和他的丈夫王和贵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