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克在北京采访

在黑克参战的一年当中，他的战友伤亡极其严重，尤其是一位名叫郭建军的男孩儿给我印象最为深刻。他和弟弟从小同学，经常出入我家，并和弟弟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在一次激战中，郭建军身负重伤，当天就被直升飞机运往昆明，几次手术，终于保住性命，肚皮和背上缝了百余针，至今他的体内还携带着多块敌人的弹片。后来听黑克说，那次他的很多战友都被炸得惨不忍睹。当他看到郭建军被抬下山的惨状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包括军旅摄影家袁熙和王红也是在那次战斗中牺牲和受伤。

说到郭建军受伤，我想起当年他父亲得知儿子受伤时的情景。记得有一天傍晚，郭建军的父亲突然推门走进我家，刚一进门便放声大哭……我父亲问他：“怎么啦？是不是孩子出事了？”他说：“孩子受伤了，我马上连夜去云南，来给你们说一声。”我父亲问：“谁说的？消息可靠吗？”他边哭边说：“可靠，前天晚上受的伤，人昨天已经被直升飞机送到昆明军医院了，部队刚打电话说的，说人还不清醒，家属可以去看，医院的地址和电话都给我留下了……”此刻，我的母亲早已满面泪水，似乎瘫软在了沙发上一言不发，当时一家人都被惊呆了。父亲问他：“电话里还说什么了？”郭建军的父亲说：“好像再没说什么，我拿起电话一听就蒙了，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腿都软了，接完电话连路都不会走了，心想灾难真的到我头上了吗？”父亲安慰道：“不要哭了，部队既然来电话叫你去，就说明人没事，这一点你放心！”他说：“人肯定活着，要不不会让家属去看，不过肯定伤得很重。”父亲又说：“不管重不重，你给家里人说一说赶紧走，既然部队来电话了，肯定是有问题，快走吧，不要耽误时间了！”他擦了一把眼泪说：“那我走了，一会儿先坐夜车到西安，然后再坐火车去昆明……”当我和妹妹陪着父母把他送出院子看他低头远去的背影时，我的心里很是复杂。回到家中，母亲还在流泪，父亲只说了一句：“估计人没事。”母亲说：“不知咱……”还没等母亲把话说完，父亲便打断说：“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于是母亲没再说什么，一家人只有默默地面对这一灾难性的惨状。

1987年，郭建军因战致残，提前复员。初到我家时，他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和帽徽的军装，脸色苍白、弯腰驼背，尽管如此，我们全家人都还感到兴奋不已，尤其是父亲和母亲，就像看见几年没有看见的儿子一样激动。当郭建军撩起衣服展示他那密密麻麻的伤口时，父亲便问起了他上山打仗的情景。他说：“那天晚上‘拔点’本来没我的事儿，我还是通过走后门和拉关系才上的阵地，一起上去的基本都死光了，包括连长、排长和班长都死了，要不是命大，我早死了！” 此刻，母亲埋怨说：“没你的事你上去干什么呀！”他说：“我不是想上去捞一把吗！万一立个大功，这辈子吃穿就不用愁了，没想到差点儿送死！”此刻，在场的人都笑了，郭建军也笑了，当时他还不足19岁，已经成了二等残废。

记得有一次黑克说：“郭建军受伤之后，那天上山抬伤员的大多数人都是延安老乡，要不是老乡，恐怕郭建军也活不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老乡肯定先抬老乡，不认识的肯定放到最后才抬，要是抬得晚，流血就流死了。那天抬郭建军下山的都是延安兵，也都是我们一年的兵，互相都认识。他们刚上去就看见郭建军被炸得很惨，躺在战壕里一动都不动，刚开始都以为他死了，结果发现他还在动，所以第一个就把郭建军从阵地上抬下来，时间一点儿都没耽误，所以他才活了下来。”

黑克当过工兵，也当过炮兵，不知多少次冒着枪林弹雨保家卫国，也不知多少次在生死关头逃离危险。由于他从小习字练武有点灵气，于是参战的第二年便被调往师政治部工作，当他给家人写信说自己等于进了“保险柜”的时候，不少参战家属纷纷向我家投来羡慕的目光。后来黑克在后方经常给家中邮寄和转寄一些他和战友们的照片、信件和录音带，使得不少参战家属无形中把我家当成了一个聚点。记得那时，不少参战家属经常在我家院子里围成一个圈子，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就像看电影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圈子中间我家那台老式收录机，听着黑克从前线寄回的录音。黑克每次寄回的录音带，声音都很杂乱，里面有的是在安慰父母，有的是在猫耳洞里唱歌，也有碰杯和划拳的声音，甚至还有枪声和炮声。听着磁带里的各种声音，每位家长都是竖起耳朵在嘈杂的录音中寻找和辨别自家孩子的声音，这样的情景在我家持续了一年之久。好在1987年换防之际，他们所在的部队撤回了陕西，这才使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当年，黑克和郭建军就像英雄一样，他们火线入党并荣立战功，被评为老山优秀战士。一时间，音乐、电影、媒体，他们这代人成了主角，被全国上下称之为“最可爱的人”。复员后弟弟被安排在某油田工作，不久又去天津上了大学，毕业后再次回到故土成家立业。郭建军却因“残疾”被油田拒之门外，最后进了他父亲所在的机械制造厂当了工人。20年后的今天，郭建军依然拖着为党效劳的“残疾”身躯面临下岗，全家4口人的月收入还不足800元。

五年前，黑克突然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也是我有生以来收到他发的第一封邮件，那封邮件他写得很长，不仅谈到了家庭和工作，而且谈到了他的未来。其中明确表示，希望能到北京做一名摄影记者。收到弟弟的来信，我赶紧开始在北京给他找工作，此刻恰逢《法制晚报》创刊并招兵买马，于是通过朋友们的热情帮助，不到一周，弟弟便从油田赶到北京，实习、体检、签约，最终实现了他的梦想。

黑克漂到北京将近五年了，第一年他在北京人生地不熟，好像压力很大。第二年，工作有了明显起色，爱人和孩子也随他移居北京，并且购买了属于自己的住房，一家人在一起相互照应，用心培养着孩子。第三年他有了一辆最为喜爱的德产汽车，发稿率也明显上升，有时报纸连续几天的头版大照片都是他拍的，照片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而且连续好几年被报社评为“A类”记者。报社还给他更换了全新的摄影器材，因此他对工作更加卖力了。第四年，他被报社派去采访了南方冰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多项重大事件，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这几年黑克先后获得“2006北京新闻奖”、“2007北京24小时影像大赛”金牌奖、“2008北京奥运摄影大赛”佳作奖、“2008中国抗震救灾优秀摄影家”称号……

五年来，母亲始终不放心她那漂在北京的小儿子，因为黑克在母亲心里永远都是最小的孩子。我每次打电话给母亲，她第一句问的总是黑克的身体和工作，接下来才问我的情况。最近母亲来京，终于看到了黑克的幸福生活，也感受到了他的工作状态，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当年在战场上洒过热血的这代人已是人到中年，个个都承担着繁重的生活压力。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尤其是那些荣立过战功的残废军人，谋生更为艰难。细想想，在他们身上，几乎再也感受不到往日的风采。对弟弟来说，好在他的工作和爱好紧密相连，尽管每天“扫街”很疲劳，但逢年过节在一起吃饭，常常能够感受到他的愉悦，这一点是我最为高兴的事情。

现在，我每天下楼几乎都看不到黑克的车，虽然同住一个小区，但有时一个月也见不了一次面。好在每天晚上都可以通过当天的《法制晚报》看到他的行踪，有时还会通过他的博客感受他的摄影语言，不少作品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深深地打动着我，我也深知那些照片的来之不易，因为他在采访过程中，文件无数次被人强迫删除，相机也无数次被抢、被砸，多亏报社领导一次次出面维护了他的行动。

记得他在自己的博客里留言：“如果我不在家，那我一定在新闻现场，如果我不在新闻现场，那我一定在去新闻现场的路上。”几年来，这句话经常让我想起他那风尘仆仆的样子，有时也会为他提心吊胆。

今天，弟弟的摄影集——《一个北漂的影像日记》即将出版，作为他的哥哥，理应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黑克，好使大家通过这些文字进一步感受他的影像，也使大家通过他的影像了解他的人生。

黑明\写于北京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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