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江苏已完成12个省辖市的市县乡三级政府换届工作。在此次换届中，共有25名官员因德行考核不达标被一票否决。其中包括8名处级官员和17名科级官员。（7月31日《现代快报》）

    25名官员因德行考核不达标被一票否决，体现了当地政府扭转官场生态的决心，同时也说明尽管我们不缺孔繁森那样的好干部，不能无端地怀疑整个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但也绝不敢对如今的干部队伍作盲目乐观的估计。尤其是不能无视少数官员在道德取向上的恶性示范作用，毕竟恶的示范作用远远超过善的示范作用。正所谓：“十个孔繁森比不上一个王宝森”。

    一些善良的人总是推崇康德的“自我立法”，认为真正的道德，或者最高的道德就是“自我立法”，它无须借助外力，也没有任何回报。任何借助外力并希图回报的道德，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伪善。强调“道德的自我选择性”，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但眼下的现实是：“道德自律”已然靠不住，“他律”、“监督”、“严刑峻法”才是靠得住的药方。

    据说有人把道德分为“精英道德”和“大众道德”，不妨就此推论一番。按照一般的逻辑，“人民公仆”是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他们代表人民的利益，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当然应该是“精英道德”的承载者，所以当他们表现出精英应有的道德风貌时，老百姓在赞赏之余也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常见的情形是，某些领导干部非但不能表现“精英道德”应有的道德风范，反而连要求大众的起码道德水准都达不到。比如黄胜、刘志军之流就是突出的典型。由于特殊身份的特殊榜样作用，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败坏了党和政府形象，客观上也是贩卖和兜售一种极其腐朽没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即不惜一切力量疯狂地获取权力，疯狂地掠夺国家财产，极端地藐视人民利益。这些现象也说明，一旦官德缺失，官员世界观、价值观的扭曲也就在所难免。如不加遏制，其产生的危害百倍于基层群众的失德。

    政府官员的工作是一种具有极强政治性的特殊职业，因而他们的行为比他们的说教更具有导向性。其身份的特殊性，要求他们既要模范遵守所在行业的职业道德，又要严格遵守从政道德，即“官德”。这就决定了道德建设必须从上做起，教育人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育干部。正人先正己，己不正者，焉能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