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死亡有一万多道门，让人们各自退场离去。”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的陈作兵，把父亲送回了浙江诸暨老家。他是浙医一院毒理专家、医学博士，他没有选择放疗化疗，而是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还向母亲交代，万一父亲出现昏迷或者呼吸心跳停止，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如果可能，就适当作镇静催眠让父亲安详地离开人世。这是一个医生对自己父亲临终治疗方案的抉择。（5月20日〈燕赵都市报〉）

众所周知，人一旦出现昏迷或者呼吸心跳停止，便意味着生命即将终结。当此之际，再行抢救，除了增加病人亲属精神痛苦和物质负担；浪费宝贵的医疗资源（据有关专家介绍，每延长此类“病人”一天“活”着的时间，便要多浪费医疗资源折合人民币近2。5万元）。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遗憾的是，限于某种传统的世俗，医生不得不发扬医道主义，继续其无效的救治；病人亲属不得不发扬人道主义，坚持轮流值守，以全“孝”思，眼睁睁地痛苦看着其苟延纯“植物人”的残喘。这是多么无奈的事实！这个意义上，浙江这位医学博士拒绝医治临终父亲，要让老人安静离世，无疑具有标本价值。

其实，只要翻检一下历史，我们便不难发现对待安乐死问题，历代一些伟人均表现出了难得的坦然和豁达。如宋庆龄，面对陷入晚期肝癌痛楚中，连止痛药也失灵了的孙中山，作为孙夫人的宋庆龄女士，岂止是痛苦，但她最终还是斩钉截铁地接受了北京协和医院大夫们的建议：让孙中山先生在大剂量的安眠药中进入永眠。她完成了对丈夫最真诚的爱，实行了最高度的人道主义。鲁迅无疑也是一个求实的唯物主义者，当他看到自己的父亲药石无效只剩下喘气的时候，也曾浮起过：“还是快一点喘完吧”的一闪念，也就是说希望老人家早日了却那痛苦而无望的残生。他事后自省：“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见鲁迅《父亲的病》）。诚如他在日本学医时老师传授过的医德：“可医的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
　　

宋庆龄的做法，鲁迅的观点以及浙江这位医学博士的想法，无疑都是一种振聋发聩的观点更新。而且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有关立法的加快，终会为大家所接受。

 西哲曰：“生命的终结乃天赋的恩典之一”。既然如此，死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么？更何况作为死亡的最高境界之一的安乐死呢？

（发5月21日《榆林晚报 http://s11.sinaimg.cn/orignal/7e2a6765xc0821b6ad98a&690）

（5月21日《云南信息报》摘发 http://news.ynxxb.com/content/2012-5/21/N98200617141.aspx）

http://www.ylrb.com/news/2012/0521/article_871754.html

（发5月23日《北京晨报》http://www.morningpost.com.cn/bjcb/html/2012-05/23/content_16207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