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每天都见父亲左胳膊下夹着一个带拎带的黑色人造革皮包，里面装着一把四周木框上磨光了漆的算盘和一些账簿、发票，来往穿梭于家里和生产队与大队部之间。从担任大队出纳起，父亲晚上回到家里还要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劈里啪啦地拨弄着算盘珠。特别是下半年大队决算时，夜里我们一觉睡醒了，外面是大雪纷飞，家里是寒气逼人，还见父亲戴着一副老花镜在埋头核账。

　　父亲一生少言寡语，但他绝对是个有涵养的人，在村民和子女面前绝对是一言九鼎，绝对是权威。最不能让我忘怀的是：只要村民之间发生矛盾或纠纷，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父亲。而父亲总是用他那和风细雨式的化解方式让当事人满意而归。也有人找父亲的茬，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则表现出十足的涵养。例如有一年大队资金紧张，民办教师的工资没按月发，责任不在父亲，但有一名教师任由父亲怎么解释，就是不理解，不仅如此，我看到他操起手电筒就向父亲的头砸去。而父亲呢，却是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大概是这名教师被父亲的行为感动了或者后怕了，也就连赔不是连带小跑地走了。

　　父亲一辈子我只见他流过两次泪。一次是我穿上军服准备离开家乡时，有人在我背后悄悄地告诉我父亲流泪了。我没有回头看父亲，我是怕他看我回头的那一刹那更难过。一次是父亲去世前夕，父亲突然号啕大哭，伴随着父亲的哭声，我依稀听到父亲说：“如果我再活五年就好了。”那时父亲只有66岁，我知道这是因为父亲还有一个心思没有了却，便是他的八个子女中，老三还没有成家立业。当时，老三也赶回来了，哭着告诉父亲说考得不错，录取没有问题。父亲这才停止哭泣，露出了欣慰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