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六年弹指一挥间

                      ——写给我职业出版人生涯最后一站的同事们

我曾经这样说过：无论何人，我们都是匆匆的历史过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2011年来北京的场景就在眼前，2300个日日夜夜，一转眼，即将成为历史，亲爱的同事们，到了该与你们说再见的时候了。

在决定加入“北漂”大军的前夕，我在我的新浪博客上留下了《我也将“北漂”》的博文，我是这样说的：“我是一个喜欢迎接挑战的战士，成功与否我无法预料，但是我能够鼓足勇气在我出版人生涯的最后阶段跨出这一步，也许会成为我日后骄傲的理由。我是一个战士，我将继续在出版领域探索前行，我的‘出版问道’还将继续。我也希望得到朋友们、弟兄们的理解和鼓励，因为我还是一个出版人。我的一位朋友的短信说得好：能够干着自己想干的事情是一种享受，是一种乐趣，是一种幸福。是啊，就是为了这，我才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也享受到了其中的“享受”、“乐趣”、“幸福”。

记得来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第一次全体编辑大会上我这样介绍过自己：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认真，最大的缺点是过于认真。我相信，这一点，我的同事们一定深深地领教了。六年中，“职业理想与出版规划”、“要用好清华这个品牌，更要对得起清华这个品牌”、“选题架构与品牌特色”、“特色板块与产品群”、“质量意识与基本功”、“专业化的出版与编辑的专业化”、“编辑的继续教育与队伍建设”、“整合资源与精准营销”，这些主题词始终贯穿了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做得如何，有何效果，我不想再去回顾，也不想再去检查，六年的述职报告我早已挂在我的博客上了，总体上是可以感到欣慰的。我要说的只有一句话：我是认真的。

“北漂”生活是充实的，可也是不便的，甚至是孤独的。因了家庭具体的困难，我只能独自一人漂泊在外。尽管社里从社长书记到办公室、同事们都给予了周到的照顾和支持，也提供了相当不错的生活条件，但是，南北饮食的不同、气候的差异，必须要适应；头疼脑热，身体不适，只能自己独自面对。好在我这个人适应能力比较强，身体还算不错，即便前一天晚上发烧到近四十度，晚上服药退烧后，第二天还能勉强上班。如果只是计算到2017年的 12月 31日，在我的记载中，六年中我因病请假只有两个工作日。

六年中，同样还能体现我认真的那就是我能始终坚持的毅力。每天的健步走，以我的住地为圆心，半径10公里以内，东南西北，我几乎全部走遍了。根据计步系统统计，我基本每年完成步行北京到广州一个来回，这也是我引以为骄傲的。每天的工作日志和业务笔记我始终保持了25年，在这六年中，我又留下了四本工作日志和三大本业务笔记，当然还不包括那二十多篇还算比较像样的文章，因为其中那十多本论文获奖证书、奖牌可以说明。几十次出版业务的论坛演讲和培训讲座遍及全国各地，也算是我一个老出版人对出版业的一点贡献吧。在北京的双休日，除了出差，我是一个真正的“宅男”，配车的时候是这样，把车交了以后更是这样，有时除了外出健步锻炼，基本大门不出。那二十多篇文字和十几个演讲稿也基本就是在这个时间里出来的。

六年中，我自以为已经完全融入了清华大学出版社，为企业取得的每一点进步而高兴，也为出现的某些问题而担忧、焦虑乃至于坐立不安。在一个与我个人没有任何恩恩怨怨、历史纠葛的单位，能以极其超脱的心境去工作是幸福的、幸运的，大多情况下只是根据自己的责任、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能力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十分不容易获得的境界，深知这一点，我也因此深深地珍惜这一点。

因为我清楚自己这个“过客”拥有的时间并不富裕，也许同志们并不清楚，最后一年我其实是在倒计时的模式中度过的。2017年新春上班后，因了年龄、家庭的困难和实际情况，我终于艰难地作出了退隐的决定。我喜欢出版事业这不假，但我也不能太自私，毕竟我有家人，我还是一个有着两个外孙的外公、姥爷，我应该尽到我的事业之外的责任，当然也不排除我希望出版社能有更年轻的同志早日接班。我得到了社长、书记的理解和包容，我把职业生涯的休止符设定在2018年春节假后。就是在这样的设定中，我度过了职业出版人生涯的最后一年，也就有了我在年终述职报告里的“2017年是我六年中最为忙碌的一年”的感叹。我只是想在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时候，能为出版社多做一些应该做的事。社长、书记也清楚我们这一代人“站好最后一班岗”是本有的素质，因此放心地让我去做、去实施。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分别的时刻总会到来的。我一直在设想，我该以怎样的方式与大家告别。最后一年的各部门年终总结，我尽力能争取去参加，去听取大家的总结汇报，同时也尽力把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考能与大家沟通，贡献给大家用以参考。我也清楚，每年的年终总结，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体力活，因为我喜欢倾听，在倾听中思考，然后与大家交换我的思考所得，那都是即兴发挥，这就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所以我极少离席。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在最后的时间段，我没有能坚持到结束，我进医院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把对经管人文分社和市场部工作的意见，以微信的形式发给书记，让书记代为转达我在病痛状态下写下的思考和想法。本也想在中层干部年终总结的时候，我或许能征得社长与书记同意后，与大家最后集体说5分钟话，以示告别。可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竟然连会议都没有办法坚持去参加，尽管我把躺在床上用手机写下的1700字的意见和想法发给书记，让他代为转达我对2018年乃至更长时间里出版社工作的思考。最后身体的“掉链子”也进一步坚定了我准备提前结束自己职业生涯的决定，因为我不想影响出版社的工作，连续三周（中间去过一次处理必须马上办理的工作）的休息，尽管编辑与各职能部门不时把需要审读审批的材料从网上发我审处，但毕竟不能正常开展工作。是到了告别的时候了，否则愧疚之心将会更沉重地压在我心头。不过，集体告别的机会的失去，连春节团拜会也没法参加，这是我深深为之遗憾的，因为我面对的毕竟是朝夕相处共同为了出版社的发展奋斗了六年的同事们！

春节以后，我只是清华社的一个退休总编辑，或者说是一个不需在这里领取养老金的退休员工，这个身份我是愿意保留的，因为，在这里我经历了2300个 日日夜夜，每个月一次的回苏，周五夜里近10点到家，急着回去看我的外孙，先是一个，后是俩——那是我生命的延续；可两天后我又急匆匆地返回北京，早上6点离家，下午2点中饭未用就进了办公室，那是因为我放不下那份责任。每天上班我总是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坐在办公桌前，那是为了在清静的环境里可以回顾一下昨天所做的事情和思考即将开始的一天工作，这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在北京的六年多时间也从没有改变过。

说实话，我是想与大家有个当面告别的机会，可我又不想太惊动大家，更不想因此影响全社的工作（我也知道大家一直关注着我，以致前些时候因了微信上一个帖子而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后来又干脆在博客上再展开一些，留下了一篇博文，其实也只是想借此更新一下博客而已，不料却引起了有的同事并无关联的联想与猜测，几乎成了我的一件“尬事”，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不过这也正说明了大家对我的关注）。在这一年忙碌的工作之余，我一直在思考我该用何种方式与我职业生涯最后一站的同事们告个别。但没有想到的恰恰正是目前这一形式。我得尊重现实，就以这样的方式告别吧。不管什么方式，告别的意思是相同的，我不会忘记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我不会忘记清华大学出版社这个令人难忘的集体，我不会忘记六年来与我一起共同奋斗过的同事们，不管我们工作中意见是否曾经有过分歧，但我相信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共同的，至少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的。相信我，回到江南，我仍然会一直关注着我们的集体和同事们，因为我早已融入了这个集体，我早已把自己看成是其中的一员了。只要有可能，我还会一如既往地与大家交流、聊天，哪怕是唠家常；来到北京，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来社里看看，来看看同志们，看看当年招聘进来的小子、丫头成长得如何，看看当年的中坚力量是如何在继续创造着事业的辉煌，看看那些与我一样或许已经结束职业生涯的老同事们享受着晚年的幸福，那样的相见，一定是十分愉快的，我期望并期待着。

在告别之际，我应该而且必须要表达我的谢意。感谢清华大学学校领导、清华控股董事会的信任，特别要感谢社长、书记的信任与包容，感谢经营班子同僚的相互支持与配合，感谢办公室对我日常生活的关心与帮助，感谢全社员工对我工作的支持与理解。我们年龄有差异，但是我们没有代沟；我们岗位有不同，但是我们目标共同。我明白，一起共事这是一种缘分，我珍惜这一缘分——这一职业生涯最后一站的缘分。同时我也要感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老领导，感谢中宣部出版局的领导，感谢编辑学会、图书评论学会、国家出版基金办的领导，感谢出版界、新闻媒体界、出版理论界、出版教育界的众多朋友们的关心与鼓励，当然，我也必须感谢我的学生们，我们的“吴门在北京群”一次次的聚会，让我们沉浸在当年校园的记忆里。

再见，我工作了2300天的清华大学出版社。

再见，与我共事2300天的同事们。

再见，我北京的所有朋友们。

别了，一个“老北漂”待了2300天的北京。

别了，不改初心、问道不止的职业出版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