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六                         双重压迫最困难的日子

    承前所述，我进入出版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困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我半年卧床不起的母亲于1995年10月确诊患了不治之症，幸亏军医出身的长兄马上退休，回家专职伺候母亲。在母亲走后10年的时候，我在出差途中于深夜的宾馆里写下的《母亲十年祭》中有这样的记载：

    “那是1995年11月底，已经给查出患了不治之症的母亲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半年多了，刚刚调动工作的我，艰难的工作环境压着我，母亲的病越来越重而我们又无能为力的痛心压着我，我每周六早晨赶回家，周日赶回苏州单位，一周复一周，因为我知道母亲已经时日不多了。”

    看着母亲日渐衰弱的身体，我感到无助的揪心。每每突然接到大哥的电话，我就一阵紧张。那个时候，手机还不普及，我问朋友借了一台常带在身上，那时我还有教学任务，历来在给学生上课问题上极其要求纪律严格的我，也终于预先跟学生打招呼，如有老家电话，我必须接听。甚至有一次，大哥电话告诉我母亲可能不行了，我情急之下电话在警所工作的朋友，开着警车（就是在那个时候这应该也算是违纪的）赶往老家。当车子到我老家数百米处的地方，遥望家里静悄悄的，才松下一口气。

    就这样，大概持续了12周还是13周，本来周日晚上要离家的我，看着老母昏迷不醒的弥留状态，我没有敢踏上返程，两天后，母亲终于撒手离我们而去…….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医生出身的大哥，非要给兄弟几个简单体检一下，自认为身体强壮的我，甚是不以为然。检查结果，惟独我是高血压——而且不是一般地高，竟然达到160/110，我仍然不相信大哥的检查，回到学校，去校医院检查，仍是160/110，到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结果是同样的。我成了我家族里唯一的高血压病患者，从1996年的1月开始，我就与高血压的药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到今天，那时，我才44岁！

    因此，就有了文集《出版问道十五年  后记》中这样的记载：

   “刚到出版社的我，内外交困，出版社的困境缠绕着我，我深爱着的母亲身患重病纠结着我，我得每周周末赶回老家，替换我那已经退休的长兄值一夜班，周日的晚上再赶回单位，真的不敢相信那个时候我是怎么挺过来的。尽管我因此成了家族里唯一的高血压病患者，但是我毕竟挺过来了。也许正是这段经历，时时鞭策着我在出版领域里努力耕耘……”

    困境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出版社面临的困境。财务赤字，告贷无门，投入高峰，个人筹款应急；熟悉业务，策划选题，开拓渠道，推广发行；出版管理，处理矛盾，协调关系，营造氛围。十几年如一日，没有休息日，没有上下班的概念，第一个进入办公楼，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犹如学生晚自修，晚上几乎天天亮着灯的办公室一定是我的。可以说，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也意识到了的一生中最后一份工作中去。

   “在那个年月，我，一个主管市场的社领导，一年基本上三分之一的时间出差在外，与我那发行科四个年龄加起来不到100岁的小伙子，拉着样书箱，挤着公交车，吃着方便面，成天奔波于全国的图书市场。在社里，与全社员工顶高温，冒严寒，厂里送书的卡车一到，不用招呼，员工们一呼啦就上去卸货，因为我们社领导一样是搬运工，夏天甚至光着膀子在烈日下卸货。那时全社只有一台壁挂式空调，还是在学校领导宣读我们任命的时候，看着挤在会议室里的员工满头大汗的情景，第二天赶紧在会议室安装的，为的是让编辑可以有一个能待得下去看稿子的地方。回想这个场景，我真的感谢当年一起走过来的员工，没有大家的艰苦努力，何来出版社的今天？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我10年社庆不搞大庆搞“忆苦思甜”的提议……
    “每每回忆起这段可以称得上是艰难困苦的经历，给我的是不断努力前行的动力。”（《出版问道十五年  后记》）

    1996年9月11日下午4点，学校来召开全社员工大会，宣布社长调动工作，调任党委宣传部长，由我主持出版社工作。工作更繁杂了，也更忙了，各种问题、各类矛盾、各样困难纠集在一起，我就像一个陀螺，无法停止转动。

    摘录一天没有涉及别人的日志：

    1997年1月9日工作日志：

   上午签批文星胶印厂印刷费40854元；

        检查图书《怎样打乒乓球》，发现二校样上还是正确的，可是三校下厂后少了副主编的

        署名，通知出版科处理；

        去校医院看病，咳嗽加剧，已有10天，血压140/106（已经服药）；

   下午先接待吴江人大作者送书稿来；

       后开分配小组会议，拟定奖金分配方案；

       接着召开社务扩大会议，通过分配方案；

       审阅东吴会计事务所送来的审计报告。

    幸亏这样的局面持续不久……

    1997年4月24日下午，学校书记与分管校长来社召开大会，在我用塑料钢板搭起来的大会议室里宣布与学报合并和新的领导班子任命。因为对学校将学报并入出版社的决定持反对意见的我早已知道学校的安排，故而带着一种很平常的心态参加会议的。记得是大年初一值班的时候，我与校长通过电话，校长征求我关于学报合并问题的意见，我当即表示反对，并且申述理由，电话交谈有些不愉快。我还找出了有关文件，与分管副校长作了汇报。分管副校长清楚国家的制度以及文件规定，与我的意见一致，但是，学校主要领导坚持要机构合并。其实我也知道学校因为财政等问题的原因作出此决定的，因此我甚至表示出版社可以多上缴学校利润，让学校补贴学报的运行，也就是由“暗贴”改为“明贴”。直到核心圈里有朋友劝我放弃自己的意见时，我还是执拗着：要合并，你们就派人来吧，我不愿意为了自己的位置留下骂名。我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人！也因为此，在以后的时间里，有人以此作为“攻击”我的理由，甚至有一年的考核出现了有9票打我不合格的情景（那张票数统计的结果我还保存着），要不是校长一句“这正说明谁干事谁不干事”的断语，几乎占了1/5不合格票数的年终考核，那也许真有麻烦了。甚至一直到我任总编辑的时候，有人旧事重提发难，硬生生让总编辑的任命拖延了3个月！

    新社长到任以后，虽然她正式把工作接收过去是在几个月之后，但是我的压力到底是轻松多了，在以后的十多年的工作配合中，我们各自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出版社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出版社的规模和影响也在稳步提升。我也终于度过了这个几乎是让人不堪回首的日子，但是，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也正是这段经历，形成了我对出版社一直萦记于心的那种无法割舍的情结。

    翻开会议记录本，赫然记载着1996年11月22日下午的全社会议的内容。我在会议上根据公布的职业道德准则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要求：爱岗敬业——我爱我社；诚实守信——以诚待人；办事公正——对人、对社；服务群众——态度、质量；奉献社会——献身意识与精神。联系我社实际，对全体员工（包括自己在内）提出了总要求：我爱我社，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确实，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从此，把自己与出版人的追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自己的出版社的发展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回首往事，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了出版社的建设与发展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