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五                               代人受过

    1996年10月，江苏省委宣传部和新闻出版局联合举办“江苏省八五新闻出版成就展”，16家出版社自然是这次展览的主角，各个出版社都迅速行动起来了。

    当时社长已经升迁，我被指定为主持工作，于是，我召开了社委会，确定了分工，编务室与办公室联合行动，准备栏目和文字内容，出版科准备样书和实物，美编其时也在编务室，所以展出版面的设计自然由美编负责。那段时间里，为了准备工作，相关人员来来往往，不停往南京跑。

    展板终于设计制作完成了，我们与南京大学出版社、南师大出版社同在一起。记得是15日预展，我们按省新闻出版局的要求，排出了值班名单。记得应该是17日接到省委宣传部通知，18日上午省里的四套班子领导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桂晓风副署长要来参观，下午是省委书记陈焕友来参观，所以要求各社的负责人全天值班。于是，我在17日下午到达南京，准备接待。其实领导来也就是一阵子，估计他们的兴趣点也不在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一下子全走过去了，倒是下午看到一位当省委领导的老校友（而且还是老系友），停在我社展板前，看得比较仔细，还询问了我几个问题。估计当年申请成立出版社他也出过力，所以显得比较关心。还有一位省长助理我们认识，他边看边还告诉我马上要到学校进行学科建设的评估，我当天晚上就电话告知了校长。

    没料在展览接近尾声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就在党代会代表参观后的第二天下午，一位我并不认识的人进来参观，其时两个兄弟出版社值班的同志我也并不认识，他们在本地方便，需要的时候领导就赶过来，平时就一般编辑在值班。我当时正在其他出版社那里看看，突然那个来参观的人突然大声问：“苏大社有人值班吗？”我听到声音，赶快跑过去。他看到我，指着一排书大声斥责我：这样的书也拿来展览？看看装帧设计！看看印制质量！我毫无思想准备，被这劈头盖脸的一顿批评给打蒙了。带什么样的书那是早已报备过的，也通过了审查的，书是在我到社前就出版了的，至于印制质量如何，那是出版科把关选择的，我其实也不是十分清楚，才到出版社一年，而且最近社长又调离，我又是分管工作，又要主持全面工作，忙得不亦乐乎，压根在具体的布展上真的没有很仔细检查过。

    我再仔细瞥了一眼那套书，白底黑字封面，没有任何设计的元素，铁钉装订，与其他书，尤其与其他出版社的书一比较，印刷质量确实太次，那时大多还是铅字排版，书内还可以翻到油污的地方，别说与今天的印制质量比，就是在当时确实也可以算是质量比较差的图书。不过，我知道，这是一套与教育厅某处合作的图书，是用做培训教材的，大概为了节省成本，反正也不上市场，所以用料也不好，不过这套书大多用量还是比较大的，是当时我社比较能产生效益的书之一。

    这时旁边不知是哪位认识此人，招呼他“吕处长，你来啦？”我才明白此人是新闻出版局印刷处的吕处长。吕处长指着那套书，缓和了些语气说：“这书简直就像是盗版书！这种书上展览，你们没好好查一查啊？”在兄弟社的普通编辑面前，我平生第一次遭到领导这样的直面斥责，真的觉得有点无地自容，尴尬、羞愧，同时也对职能部门心生一股怨气，为何不好好把把质量关？当时，我只能表示是自己工作失误，没有很好检查质量，今后一定注意。

    处长走后，旁边的同行告诉我，这个印刷处吕处长一向以严厉著称，批评起人来丝毫不留情面。他资格也老，是局里的一位老处长，据说，与时任新闻出版署的署长是老乡、同学，据说连局长也让他三分呢。看来我运气不好，正好落在他手里了。不过，过后我又仔细翻看那套书，也难怪处长发火，那样的质量，真的经不起仔细看，就是用红绸带扎起来了也没有用，“黄鼠狼也不会变马！”，这顿批评没得话说，该批评！

    质量，必须抓质量。出版社处于初创阶段，又没有经济实力，在印刷厂面前也没有说话的底气，试想：印刷费都无法按时支付的出版社，你又有何来的资本要求人家提高质量，质量不高予以处罚的底气？这顿批评，用“醍醐灌顶”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展览结束，回到社里，立即召开会议，我特别把处长严厉批评的事情一说，出版科长慌神了，一方面检查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一方面又偷偷打电话给处长（他们自然早已认识），告诉他那天值班的是我们社主持工作的领导。难怪事后好几次，吕处长见到我再三打招呼，说不认识，太冒犯了。我赶紧表示幸亏你处长的批评，才给我们提了个醒，确实也是，这也就有了后面我的一个重要举动的出台。这位处长严谨的作风、直率的性格，我在心里很是佩服他，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一直是我尊敬的领导，我们因此也成为了好朋友，真可谓“不打不相识”。

   在社务会上，我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以后每年召开印装质量研讨会，检查一年来的图书印装质量。具体方式是邀请所有合作厂家的厂长、生产科长与会，由出版社总结一年来本社图书印制的任务完成数量、执行周期，检查发生的事故，并且组织与会代表去出版社仓库实地检查批量入库图书的质量，让各个厂家一起参与互查。根据生产周期情况、图书质量和印制工价，实行生产任务浮动，并实行淘汰制。其时，我社在经济上已经开始走出困境，厂家也清楚，谁都希望能接更多的任务，因此，纷纷表示，一定提高印制质量、加快生产周期、执行优惠工价。同时，我还宣布，如果哪家印制质量获得国优，就给予任务倾斜和奖励。

    应该说，这个制度是有效果的，厂家也纷纷重视苏大出版社，重视图书质量了。1997年4月9日，喜讯传来：我社有三种图书获得印制质量“署优产品”称号，4月15日又有两种图书入选。我当即电告了学校校长和分管校长，还把喜报贴到了学校新街口的布告栏，同时又发贺电给丹阳教育印刷厂表示祝贺。在当时，我们社一举有5种图书获“署优产品”称号，在召开印装质量研讨会之后的几个月，看来是有成效的，这在当时对于全社无疑是具有极大鼓舞作用的。虽然，印制质量评个”署优产品“真算不得什么，在今天看来，什么贺电、什么喜报，完全是小题大做，可在当时的苏大社，获得”署优产品“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回！

    在我主持工作期间，我重视了图书的印装质量，在我到社前，我的老家有三家厂是与苏大社有业务关系的，但是在检查质量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他们的质量存在问题，调查了他们的生产能力、设备情况、管理水准后，我毅然决然地与他们取消了合作关系。尤其是一家还比较具有实力的，也有一定规模，却在一本税务方面的图书印制中出现了重大质量问题，20本送样的书有12本不合格，我生气地打电话给厂长，限定2小时到出版社来看他们自己送的样书。厂长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产品会出现这样的质量事故，无奈只能带了几个工人在我们仓库拆包逐本检查，把3000多本不合格的图书拉回去，重新印制。从此，这个厂再也没有来我社承接过业务，其实，我考虑到他们的实力，还是递过去一些消息，可以过来谈谈合作事宜，可厂长始终没有再来，是我当时批评狠了，还是他实在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我也不得而知。这样，在我任职的近20年中，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发展过一家自己老家的厂家与我社合作，这也是我在社里说话十分硬棒的地方。

    从此，每年一次的印装质量研讨会一直延续到我退任，署优产品的数量由5种逐步扩大到几十种上百种，一个一年才出版新书百来种的小出版社，竟然在署优产品的数量上能跃居全国前列，连续几年获得铜奖、银奖，当然，它的代价是工价偏高始终处在省内其他非集团内出版社的前列，在编辑中也产生了一些议论，此是后话。一次挨批引出的印装质量研讨会的制度，对于苏大社印制质量的提高，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