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岗一年随想

    去年的今天，学校来宣布新任班子，我正式开始了退岗后的纯粹出版人的生活。先做简单的回顾（到昨天为止）：

    1、一年里，我主要从事三审和终检的工作，根据工作日志的不完全统计，我三审书稿46部，终检45部。任总策划的《中华锦绣》（第一辑）获得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提名奖，这样，在1-3届的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榜上我始终保持了榜上有名。

    2、作为出版研究所所长，我写作论文并发表了8篇论文，参加出版媒体笔谈沙龙3次，出版个人文集《出版问道十五年》，接受出版媒体采访多次，《出版词典》我负责的两大部分词条基本确定。

    3、参加出版总署人教司出版职业资格考试教材的两次修订定稿会议。

    4、参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图书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

    5、参加了香港书展、21届全国书博会，带病参加了地方综合性大学出版工作研讨会（因病提前返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6、除了社里新编辑培训外，曾两次为大学版协培训班做讲座。

    7、参与2011届研究生答辩工作，自己指导的三个研究生顺利通过答辩。

    8、我指导的研究生参加“全国未来编辑杯征文大赛”获二等奖一人，三等奖一人。

    9、“中华锦绣”“新闻传播学教材第四版”“亚文化丛书”“现代出版学丛书精选教材”等四套丛书的后续进展的策划、联络、关注，并正在逐步移交给有关同事。

     ……

    记得我在去年6月23日的全社大会上这样说过：“我从事出版15年，7年半任主管营销的副社长，7年半的总编辑，我尽心、尽力、尽职，无怨、无悔、无憾，我确实没有什么遗憾了。”因为我觉得在位不谋政等于“占着茅坑不拉屎”，我尽心尽力尽职去谋了，所以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既然在这个岗位了，就要为民做主。再说，我也是为领导打工的，所以要敢于争，为自己的单位争，与外界争，争个好环境；与领导争，争个好政策；为单位争，争个发展的机遇；为员工争，争个利益的实惠。我以为，不这样想和这样干，那在这个岗位干什么？这也就有了我在一年前的今天宣布退岗时，在全社大会上我只感谢了当年与我一起从困境里走出来的弟兄们，感谢曾经支持过我帮助过我的同事们（见2010.06.23博文）。我没有必要再去感谢领导，因为我是为领导打工的，哪有打工的反而要感谢雇工的，如果我做得还行，应该他们感谢我才对（见2010.09.08博文）。回顾过去的一年，我觉得自己仍然可以自豪地说，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没有虚度年华，还是那12个字：“尽心、尽力、尽职，无怨、无悔、无憾”。只是去年颈椎病的发作，给了我一个深刻的警示，必须调整好自己的工作节奏，身体是继续出版人生涯的保证。

    这一年中，我享受到了没有压力的快乐，健身锻炼也始终坚持下来了，尽管还需服药，但血压终于趋于稳定了，这也是我感到欣慰的。

    但是，我也有忧虑，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我毕竟还是其中的一员，它的发展现状，它的发展趋势，毕竟是我所关心的。记得也是在去年6月23日的全社大会上，我还这样说过：“我只有一点希望：就是希望出版社能持续平稳发展。这是因为我始终忘记不了1995年7月9日我来社后，为了开学用书的生产投入，在四处告贷无门的情况下，私人出面借款115万（第二年又续借150万）度难关的情景！”我不隐讳我对今天现状的忧虑：怎么开源？开什么样的源？以什么样的状态去开源？怎么节流？节什么样的流？以什么样的管理理念去节流？长期发展战略的制定，发展特色的定位，图书结构的优化，专业化战略的坚持，运作机制的顺畅，团队精神的发挥，凝聚力的加强，民主决策的推行，积极进取的社风，诸多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我清楚，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到了相当相当严峻的地步了，在别人大踏步前行的情况下，我们如若原地踏步甚或后退，差距必然越来越大，而这样的差距一旦形成，要想消弭这样的差距，就将不是形成差距的这个时间所能实现的。

    老年要老有所养，中年要有所发展，年轻人要买房成家，这都要求我们所依靠当然也为之奋斗的单位能平稳发展，持续发展。对此，我惟有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