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东西就是我在1号2号赶的两篇文章中的另一篇，其实这是我在今年的中国编辑学会学术年会上的大会发言，我应某刊物的约请把它整理出来，作为第十届“韬奋出版奖”获奖者的获奖感言。其实，我这个思想早已在一些文章里表露过了，现在借这个机会再次把我的观点阐述，与编辑出版同人和朋友们共勉。                     

                         出版物文化品位的提高应该引起重视 

    在出版物价值标准的考量中，长期以来，我们的思维定势是放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标准上，因此，我们始终围绕着两个效益的结合或者说是统一的问题对出版物作出评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我们对于出版物意识形态属性的过分强调，所以在人们的思维中，社会效益说到底就变成了政治效益、政治标准；而当强调文化产业属性的时候，人们对经济效益的强调又似乎比以前理直气壮了，把经济效益又放到了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变成了唯利是图，对编辑的量化考核几乎就剩下了经济指标一个标准，这样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一本好书，符合人们生活、生产、工作、精神需求的图书，它在两个效益的问题上应该是统一的。有的书对于出版单位来说也许是经济效益，但是对于社会来说就是社会效益了，甚至同样给社会产生经济效益。所以，一本好的图书，一个好的选题，两个效益一定是统一的，我们现在强调的“两个效益的结合”实际上变成了出版社出版计划的“两个效益的结合”，两类选题的结合，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是否符合编辑的规律，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的探讨。

    在出版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忽视了一个不应该忽视的问题，这就是出版人作为文化传承的使者对文化品位的追求。文化品位的忽视直接导致了我们出版物整体质量的下滑。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出版界的许多积弊产生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出版人摈弃了文化人的追求，或者说是因为文化人本性的丢失。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大量的缺少文化含量的出版物的出现可以说均源于此。如果我们在高速公路休息处的书摊、火车站的图书柜台、候机大厅的书店，看着书架上那一排排装帧豪华，腰封、勒口、封面、封底上那大言不惭的广告语，再翻翻目录、前言，中国出版业的种种积弊大体上可以略知一斑。文化人的斯文、出版人的使命、编辑人的责任荡然无存。

    当然，我们也不必唱高调，由于环境的局限，我们的出版人也许还不可能完全按照文化人的使命去操作出版物的出版，但是，我们每一个出版人都应该时刻牢记出版人作为文化使者的责任，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自己的力量去实现文化人的追求，为文化品位的提高贡献自己的力量。尽自己的能力让出版物更具有文化的含量，更具有文化的品位，应该说编辑还是有自己努力的空间的。

    作为一个出版社的总编辑，我不能，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和改变目前出版业的种种不健康的状况，甚至对本社图书出版中的问题有时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是可以尽自己的力量多出一些好书。我们作为一个编辑，同样的道理，在策划组稿的时候，应该努力多考虑一下出版物的文化品位问题。

    我们应该记住，出版社是靠书立社的，靠名编辑立社的；编辑是以书立身的；我们的出版业是以书来传世的。我们的前辈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张元济、叶绍钧、邹韬奋……他们无一不是这样去做的。柳斌杰署长最近在为《出版文化丛书》作的序中要求我们每一个出版人“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繁荣文化的历史责任，生产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文化精品，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人们对于和谐文化的新期待。这是当代出版业的文化价值标准”。我们每个出版人应该为之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