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的不解之缘

   也许是家庭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书，而且喜欢看闲书。好象还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国的几大名著已经给我全翻过了，为此，曾经有一次给那疼我爱我直到永远离我而去的母亲把书给烧了。等到我成了孩子的父亲，我才读懂了当时怎么也不理解的母亲的心思。其实，那个时候看的书也并不十分理解，似懂非懂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中学到大学，直到留校做了老师，那看书读书教书就成了我的职业。因为喜欢书，那时每个月三四十元钱的工资，起码要有三分之一花在买书上。难怪当时我们的老系主任——一个藏书家，偶尔去我家会发出惊奇的感叹声，说想不到你有这么多的书啊！几次搬家，搬一次整理处理一批，可是书还是越来越多啦。二十年如一日，买书读书教书是我唯一的爱好，虽然没有多少长进，除了职称慢慢从助教到讲师，再到副教授，其他还真的没有什么变化。

二十年后，想不到爱书爱到了去出书了。学校一纸公文把我调到了正处于困境的出版社。就是在那段十分困难的时期，读书的习惯还是没有改变，也只有读书的时候，我的心情会感觉一种释放松弛的舒坦。但是读的书却慢慢在改变。由原来的“闲书”乃至于武侠小说，特别是金庸的武侠，原来的我更是百看不厌，逐步转到出版上来了。一个教师一下子要转变为出版人或者说是出版商，难度跨度太大了，我认准了惟有看书，重新武装自己。我那时发过誓，没有三年的努力，我不写一篇文章。我不会忘记那段困难的时期，全新的工作性质需要“充电”，起步维艰名不见经传的出版单位要走出困境，帐上挂着赤字的经营现状要改变，再加上老母病危，那连续13个周六周日的来回奔波、13个周六的通宵值班，要不是我有强壮的身体本钱，恐怕真的抗不过去呢，就是这样，我成了我家族中唯一的高血压患者，那时我才44岁。可是读书看报的习惯还是依旧。

读书的习惯没有变，变化的是爱书却不买书了。可以说，进了出版社，我就很少买书了。因为在出版领域，要书是方便了，尤其是随着我在出版界时间的拉长，认识知道我的人也逐步多起来了，朋友们知道我的爱好，有什么好书就给我寄，我看到了喜欢的书还可以讨要。喜欢书去讨书我以为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孔乙己说读书人窃书不算偷，何况我是明目张胆的讨要？干了出版，三句不离本行，看书当然也是看的编辑出版类的书报刊。记得我一到出版社，就分管经营，《图书商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出版广角》等业内的主要报刊是我每天阅读的主要对象。后来我又兼任学校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因了那教学、研究的工作需要，我就不仅是阅读了，还做笔记、资料整理、数据分析，好象是读得更深入了。记得在《图书商报》八年百期纪念的时候，我还写过一篇题为《商报，我们一起走好》的回忆文章，遗憾的是题目后来给不了解我心情的编辑给改了，结果美好的回忆文章成了不太美好的记忆。

出版实务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也就是俗话说的要抬头看路。因此要学习理论，尤其是出版的理论，要探索编辑的规律，提升出版理念，就必须要学习，除了在实践中边干边学，还得学习理论。前人已经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当代的出版界的前辈也给我们这些出版的后来人总结了不少有用的东西，我们应该认真学习。那套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尽管今天看来内容已经比较滞后但当时却是唯一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编辑出版教材是我的主要学习用书，确实我从中获得了不少我所不知道的出版理论和出版知识。这也就是几年以后，我下决心要重新组织一套体现时代特色和中国出版改革实践的出版学丛书的原因，到今天已经出版了两辑13种，马上第三辑9种以及第四辑4种通过版权贸易买来的外国精品教材将在近期推出。甚至我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十一五期间我要把苏州大学出版社打造成中国出版类图书的出版基地。我就是希望能够给我们出版人自己多提供一些可以读而且是应该读的书。

出版人忙于编书出书，整天忙忙碌碌，很少有时间看书，时间长了，读书的兴趣也就更淡薄了，这可能是目前中国出版界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现象，目前出版业的许多问题，比如编辑的素质、人才的培养、先进技术的应用等，无不与读书有关系，显然，出书人不读书或者说不爱读书是不行的，我们要出好书，首先要爱书，只有爱书才会去读书，只有去读书才会懂书，只有懂书才会去“做书”、做好书，这个浅显而又深奥的道理也许就是一个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