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界不缺少名人，但真正的将教育视为信仰和毕生追求的恐怕不多。

如果以年轻的《中国教师报》作为圆点，以中国的新课改为半径，梳理这样既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又能扎实践行“人学”教育的教育人，应该说近两年来确实涌现了不少，不过很多借助课改成长起来的教育人，依然只是“名人”，而并非真正有担当、有信仰，可以引领风骚，且令人敬重又最接近教育家的教育人。

在这些我所熟悉的人中，我最看好3个人：一个是被称为“课改疯子”，立志通过课改改变教育，继而改变中国的教育媒体人——中国教师报编辑部主任李炳亭；一个是始终默默埋头苦干，却被许多课改人奉为“导师”的标志性人物——山东杜郎口中学校长崔其升；还有一个，是继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田保华之后，迅速成长起来，并且对于教育理解颇为通透，对课改非常执著，追求简单纯粹的一位区域教育主政者——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教育局局长任永生。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全国几千位教育局长中，任永生有多么完美，更不是说他的高度和价值，超越其他区域教育的主政者，我的前提是：以中国教师报为圆点，以课改为半径，并且是我所认识并较为了解的教育人。或许是我的目光短浅、视野狭窄，但在我看来，他可以称得上是区县一级教育局长中具有标志性的人物！

即便今天的任永生可能还不具有这样的标志性，即便他的努力还谈不上什么太大的成就，但是就像年轻的中国教师报一样，仅仅在她还未迎来10周岁生日的时候，已然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教育媒体——尽管这份媒体的影响力、号召力、美誉度，甚至领导力，未必就是天下第一，但这并不影响她的快速崛起，更不影响她所倡导的新的教育生态以及带给教育界的冲击，她在走向成熟的新媒体的同时，也同样伴随着一批新的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具有共同的教育信仰的教育人成长起来。

在这样共生共荣的成长环境中，我们已经无法判断到底是中国教师报这样的新锐媒体成就了许多有追求的教育人，还是那些执著于课改的教育人推动了这样一份新锐媒体的快速发展。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教师报打造“有教育信仰的传媒铁军”的时候，以任永生局长为代表的一大批教育主政者，也同时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来。他们是中国教师报的编外人员，更是行走在教育一线，引领着一方区域坚定地走课改之路，为一片片教育的“解放区”连成片，最终“解放”全中国而冲锋陷阵的教育“官员”。可以想象，没有他们，课改行动，就无法在基层真正地快速推动，无法将国家的意志，中国教师报的追求，师生幸福的企盼，人民满意的要求，真正落实到行动中，落实在课堂上。

由此观之，“任永生们”在与中国教师报，或者说国家的新课改一同成长、发展并走向“深水区”的过程中，才是真正的“功臣”，真正的创造者和推动者。

那么，这样的人物中间，总会有人走的快，走的远，总会有人擎起一面旗，立在高处大声疾呼：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行动起来，只有课改才能救中国！而这个人，无疑就是任永生——那面水晶的课改“红旗”纪念碑，就静静地摆放在他的家中，那是赠送给参与中国教师报“课改中国行”活动宣讲专家的纪念品，而他，正是这支宣讲专家团队中，第一位教育局长。今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教育局长加入到这支队伍里，但是第一个参与者的象征意义，却也不容抹杀。

仔细比较我所看重的这3为教育专家，他们似乎都是为教育而生——李炳亭更多地是一位课改的思想引领者，讲台上大气也好，霸气也罢，他总是“剑”指天下，因为他的背后是一份国家级媒体；崔其升更多的是一位最基层的办学实践者，在学校里亲和也好，严厉也罢，他潜心一校办学，却也以一校之力，让天下课改人趋之若鹜；任永生则正好处于他们两人中间，上没有国家大“背景”，下没有学校做试验田——做课改的践行者，处境似乎有些“尴尬”。但他的“权利”又明显高过作为媒体人的李炳亭和作为一校之长的崔其升，实际作为又似乎比他们两人会更大。

因此，当属于教育的“永生”局长认准了课改，认清了教育本质的时候，在这样矛盾的身份与处境中，他的现实作为，的确也显得有点“不软不硬”：他既不能彻底而强硬地以行政推动的方式，做不“人性”的教育改革，也无法拥有一所学校试验田，全力践行课改；他既不愿意只保稳定安全，死抓分数升学，做庸碌无为或者急功近利的教育官员，也不能下狠手撤换掉所有不课改的校长、干部，做个“一刀切”的拼命局长。

那么，他的作为从何而来？

没有统一的认识，他就先拉近部分“明白人”，从学校试点开始，进而寻求全面开花的好局面；没有课改的专项经费，他就在有限的范围内调整经费的分配比例；没有“后台”，他就到处“游说”、解释，进而引领部分官员、干部转变；没有帮手，他就通过建设俱乐部，成立课改工作领导小组……社会大环境无法改变，他就借助外力，从小环境的改造做起；反对和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他就尽量低调地行动，尽量拉着想改的跑，给不会改的提供方法……

尽管他很清楚：没有崔其升，就没有今天的杜郎口中学，没有李炳亭，也就没有今天定位于课改的《中国教师报》……引领者的角色和推动力很大，但最终，课改还是要发生在教师身上，想到和得到之间，必须要教师做到。因此，改变教师的行动急不得，真正成功的课改，必然是以师生共同的自发的行动作为基础，从而实现每一位师生的个性成长。

为了触及传统教师的心灵，让功利主义者退缩，他们通过去全国课改名校学习参观，请课改专家和课改名师报告和做课洗涤心灵和转变观念；通过课改名师俱乐部，课改教师博客群，中小学课改组协作体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改活动，通过与中国名校共同体加盟寻求技术上的突破，增强教师信心。通过多次召开家长会、课堂开放日，让家长了解课改知识，通过改革成果展示教育功利主义者让他们认识到课改是一项伟大的功德事业……

这条实践的路很长，很艰辛，但是正如胡适先生所说的：“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从自身做起，行动起来，特别是向他一样，握有一定“权力”，能够真正推动课改进程的基层教育主政者。

基于此，我们似乎把任永生局长定位为一个行动者的角色——尽管这也是他最为看重的品质之一，但是就像中国教师报颁发给他的奖杯是“全国十大最具思想力教育局长”一样，他的价值，似乎还更应该在“思想力”上。

作为中国教师报的一位资深撰稿人，作为目前发表在中国教师报上作品最多的县域教育局长，任永生的“思想力”以及他对教育认识的通透和对课改解读的全面，的确在县域教育主政者这个层面，很值得推崇。当然，这仅仅从他发表的作品中，无法完全体现。

因此，当教育的“永生”开始构建属于“永生”的教育的时候，继李炳亭主任和崔其升校长成为“教育发现”书系的畅销保证之后，任永生局长也加入到了被“发现”的行列中来。

当他的《教育即人学》的书稿传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这两年来，他尽可能躲开一切应酬，在行政事务之外的忙碌为了什么；也更加明白，为什么凡是有学术氛围的地方，谈课改的地方，以及中国教师报的编辑部里，总会有他的身影；更理解，为什么许多深夜，他也在遥远的东北，陪着我们这些“夜猫子”，挑灯夜战……一切，都在今天呈现给读者的书里，一切都在他字里行间的清醒和执著里，一切都在他忧国忧民的悲愤和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里。

正如他在对当前功利教育的“拷问”时指出：传统教育“立场错位、观念落后，模式僵化、事倍功半；传统教育目中无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道德缺失；传统教育远离本真、远离功德，学生厌学、教师厌教。”

因此，我们才常常能见到这样的教育“怪现状”：让学生学习很多终生没有用处但决定一生命运的东西；让教师做那些与学生发展和自身成长没有关系的事情；让校长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他最应该关注的课堂教学；让那些根本不懂教育究竟是什么的人去在教育的领域指手画脚；学习最好的学生不一定能够成才，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往往有大作为；有许多职称很高的教师不会讲课，职称就是论资排辈的产物；越是被评为优秀的公开课，学生就越是没有收获的课；我们让学生读了无用的书，然后我们还说读书无用；把那些琳琅满目的文字和图画认为就是校园文化，其实我们许多学校根本没有文化；如果你能够把优质学苗抢到手，你的学校就成为了名校；把有激情的人说成浮躁，把真正浮躁的人说成真抓实干；课堂成为教师表演的舞台，学生成为课堂的观众，弄得演员和观众都苦不堪言；最有潜力的市场就是课外补课班，因为每个家长都望子成龙；城里学校的教室座无虚席，水泄不通，农村学校人烟稀少，冷冷清清；学生是课堂的主人的口号响彻云天，我们却常常对我们的主人发号施令；把那些课外活动小组当成素质教育的主战场，把课堂当成了传授知识的主战场；学生厌学、教师厌教已不是个别现象，学生大面积辍学，教师想方设法弃教从政；天天喊减轻学生负担，我们把减量当成了减负，却不从激发内动力上下功夫……

他更痛心地指出“中国教育的三大悲哀”：没有教育信仰的人做教师，不想干真教育的人做校长，不懂教育的人管教育。

他在追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与人的成才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应该如何反思我们的教育……但反思是为了更好的前进，前进的首要任务是认清教育的“本质”，找到改进教育工作的“路径”。

他并不灰心，他还试图回答“教育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教育不但能够改变学生的命运，还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因此，教育即事业。教育必须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教育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因此，教育即科学。教育是用心灵塑造心灵，用爱点燃学生心中的爱。因此，教育即艺术。教育就是唤醒学生的内心需求，就是为学生成长提供合适条件的。因此，教育即条件。教育过程就是让学生体验生命的快乐，并为学生生命成长奠定基础。因此，教育即成长。教育必须一切从人的天性出发，教育必须让人真正成为人，因此。教育即人学。”

总的来说，“教育的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我们的学生，为孩子发展做事是我们唯一重要的事情……教育必须给予学生终身发展有用的东西，必须让每个孩子都成为最好的自我……”。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做到这些，“要想真正做到这些，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深化改革，探索新的育人模式，让新的教学模式能够真正承载‘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的科学思想。”

因此，在任永生“人学”的理论体系里，不管是宏观的大气的解读，还是微观的细致的思考，最终面对发展改革问题，他给出的“药方”就是课改——这是目前唯一也最重要的改进教育工作的“路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任永生清楚地认识到：教育条件和教育行为都是为学服务，学是学习和成长的内因：“学习就是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和能力进行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的自我构建过程。学生只有在‘学’中才能‘生’。教育是为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构建、自我成长提供外因条件的。”

所以，“教师就是为学生自我构建和自我成长整合教育条件的服务者；学校就是为学生学习和成长提供重要外因的集合体；课堂是学生体验生命成长并为生命发展奠定基础的重要场所；教学是学生成长外因当中最重要的条件即最重要的外因；分数是学生在课堂上形成能力和素质的同时形成的副产品；校长是为学生成长和教师成长搭建平台的服务者；局长是为了学生和教师的发展让教育始终不离开本真的导航者。”

有了对学习的本质认识，任永生局长有进一步分析发现：“教育存在的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教育观念的落后，而教育观念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对教育基本常识的认识存在误区。”我们必须“从思想上让教育回到本真。”

他清楚：要想让教育回到本真，就必须进行人才选拔制度和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只有双轮驱动，教育改革才能成功。”

但是，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又不能坐以待毙，不能等到教育改革后，再去改革我们的课堂。”我们要用课堂教学改革促进教育体制的变革，课堂教学改革就是教育改革的支点。”

由于传统课堂无法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不能解决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问题；二是不能解决全体教师共同发展的问题；三是不能解决素质教育与应试能力同步提高的问题。课改，首先就是要实现“三大转变”，即：由以师为本转变成以生为本，以教为本转变为以学为本，以知识为本转变为以素质为本，从而建构新的课堂教学模式，并进一步形成新教育观的体系。

当他的话语系统真正抵达“课改”，他又进一步分析课改中必须研究的基本问题，即：课改的地位问题、立场问题、观念问题、动力问题、阻力问题、误区问题、技术问题、途径问题、策略问题、理论问题。而打破课改的三大壁垒：一是必须推翻教育的功利主义；二是抛弃师为本，教为本，知识为本的本位主义；三是打破僵化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

因此，他说：“推翻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功利主义、本位主义、僵化模式，是我们课堂教学改革的根本任务。”而“唤醒教师的教育信仰，转变教师的观念，转变教师的角色，推行科学的教学模式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课改的基本目标就是构建高效课堂，实现高效率与高效益的统一”。

在他看来，“课改的目的是让全体学生和教师全面发展；课改的和谐理念是学生是课改的最大资源，课堂教学的最核心技术就是学习，课改关键技术就是导学案；课改基本流程是自主学习、合作学习；课改的基本动力是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回归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提出了课改的“任务”和“目标”，认准了“高效课堂”，他又进一步将中国教师报推行的“高效课堂”进行重新解读：高效课堂不是一个课堂概念，而是一个教育概念，追求的高效率和高效益的统一。高效率就是让学生乐学、会学、学会。高效益就是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能力，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和健全人格……支撑高效课堂的三大理念是以人为本，以学为本，以素质为本。”

“模式就是生产力”，但模式只是“技术”问题。课改一旦进入“技术”的泥潭，肯定走不远，因此，任永生更希望通过课改，“构建一套具有正确的教育立场、先进的教育理念、科学的行动策略、革命的创新精神的教育学”。“这项打着任氏思考和南票区教育人实践烙印的“教育学”体系，是在“冲破传统、冲破世俗、冲破功利、冲破权威、冲破自我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是一个以学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和行动模式体系”，并且必须具有现实性、科学性、普适性、开放性，“只有这样，教育才能有生命力，从而不断丰富发展。”

……

作为教育局长，任永生局长当然不能忘记思考区域教育均衡的问题，但他的思考与别人不一样：“教育均衡发展并非是教育硬件条件的平均，教育硬件条件的均衡不但不能完全实现，也不能实现教育质量的均衡发展。教育质量的均衡发展就是让每个学生都能够成为最好的自我。我们不能期望靠教师教的均衡来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我们唯一的途径是构建一种以学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模式，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让学生真正学的均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

作为主政一方的教育局长，他也为好学校建设指明了方向：“学校应该成为植物园，为每个学生成为最好的自我提供最适合发展的条件，教师应该像植物园的园丁一样，懂得不同植物的不同习性，还要关注不同个体的不同状态，让学校成为学生生命狂欢的殿堂。”

建设这样的好学校，“要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办学理念应该体现三个面向：面向人性，面向生命，面向发展；要有科学的办学模式，教育教学模式要体现三个为本：以生为本，以学为本，以素质为本；要有学校的核心文化，学校文化要体现三个主旋律；博爱、创新、向上；要有先进的管理模式，学校管理要体现：依法管理，以德管理，民主管理，科学管理。”

总之，任永生给自己的“人学”总结为三句话：“教育的出发点：一切从人性出发；教育的归宿点：必须让人成为人；教育的过程：遵循人的发展规律。”

教育，除此，无他！

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理论没有什么新奇，很多已经被无数次提及，有的实在是浅显，不足为奇。但恰恰是因为任永生局长所讲的道理浅显，实在，才更能让“枯燥”的理论打动人心；也恰恰是因为这样的思考全部来自于一线实践的再梳理，才显得弥足珍贵——因为这样的平实和浅显，才便于在广大的教育工作者群体中传阅——这也是在无数纷杂的教育理论著作之后，推出任永生局长的“教育学”著作的意义所在。

当然，对于任永生局长来说，这本书只是他教育人生第一阶段的一次系统梳理，并不代表着他的未来；这样的理论成果，也只有用来进一步引领和指导他和南票教育人的实践，才能凸显出更大的价值。

“永生”的教育，凝结成了今天出版的《教育即人学》；从“人学”起步，教育的“永生”，未来不可限量，我们仍可以在畅意的阅读中期待！

信仰不灭，教育“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