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班林映霞刚刚收的1600元班费不翼而飞了。
在德育处和刘朝升老师的帮助下,经过比较困难的努力,案子算是破了。案子虽然破了,但是这件事不能这样结束。我决定开个班会,对全班学生进行一次教育。
班级发生失窃事件,我们一些班主任首先想到的是清查。当然,能够清查出来最好,但班主任毕竟不是专业侦破人员,要准确地查出“行窃者”难度相当大。何况,还有不少法律忌讳(比如,不能随意搜查学生,等等)。因此,要成功地侦破案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班主任往往花费了大量精力,却劳而无功。
因此,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从来没有把清查放在首位,当然,也会力所能及地进行一些调查。我的主要精力会放在对整个集体的教育上。换句话说,发生了失窃事件,班主任不能仅仅对作案学生进行教育,更不能仅仅是挽回经济损失,而应该利用这一不期而遇的事件,对全班进行教育。
我通知年级组长,让他们转告其他年轻班主任,没有课的都来听我这堂课。我想以这个案件告诉年轻班主任应该如何利用偶发事件对学生进行必然教育。
我一走进教室,同学们就欢呼起来——他们总是这样喜欢我的课,我很得意。我接下来说:“今天,我给大家上一节班会课。我先把星期一没有给大家读完的小说读完。还记得我上次给你们读的是什么小说吗?”
学生们说:“《谁生活得更美好》。”
“对,是《谁生活得更美好》。”我一边板书题目一边继续问:“上次我读到哪儿了?”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回忆,郑炳旭说:“吴欢侮辱了售票员姑娘,施亚男准备去安慰她。”
我说:“嗯,是的。售票员姑娘非常和善、友好、有教养,吴欢呢,老要挑衅她,想激怒她。好,我接着读。”
我开始朗读——
施亚男猛然站住,他再也不羞于自己的“嫩”了。他把想要用在拳头上的力量全都压进了这最简单的几个字:“太可耻了!”然后立即返回停车场去。他想对售票员姑娘说——说什么呢?
吴欢说过,女性是一种脆弱的生物,而漂亮的女性尤其如此。
施亚男看见,她还坐在那辆空荡的、等着再次发车的车厢里,在暮色里低垂着头。他想她一定在哭泣,他甚至听见了她轻轻的抽泣声。要不是怕她误会他是一个趁火打劫、想要得到她的垂青的无赖,他准会替她擦干眼泪,对她说:
“还有很多人尊重售票员那平凡而高尚的劳动……”
一辆汽车悄然驶过,车灯照亮了她的脸。施亚男这才看清,她不但没有哭,而且正沉湎在什么想象之中。从她脸上的神情可以看出来,她的思绪正在遥远而又美丽的地方漫游着……施亚男明白了,人的意志和坚强在于自身内心的平衡。脆弱的生物不是她,而是吴欢,也许还有他自己!他悄悄地离开了。
读到这里,我评论道:“我那天给你们介绍过张洁这个作家,非常了不起的,现在已经60多岁了。她的作品不像有的小说那样,故事很曲折,但她的作品很细腻,很富有哲理。上世纪80年代,她出了很多的书,前不久写的是《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建议同学们找来读读。”
我继续读——
他在淅沥的雨里信步走着,一面听着雨滴噗噗簌簌地敲打着阔大的白杨树叶,一面想着人们从生活这同一源泉里却攫取了怎样不同的东西。他的心里忽然升起了一种热切的愿望,想要把这迟迟才意识到的东西说给那位可尊敬的写诗的朋友。
读到这里,我停了停,说:“拿出笔记下这句话,‘人们从生活这同一源泉里却攫取了怎样不同的东西’!”我把这句话写在了黑板上,同时再次对同学们说:“请大家把这句话抄下来。”
我说:“售票员姑娘从中攫取了善良,施亚男从中攫取了纯真,而吴欢从中攫取了虚荣。同学们,每个人都问问自己,我攫取了什么?”
学生们都静静地听我说着,听我继续朗读这篇小说。
读到施亚男去找他所仰慕的诗人的时候,我提醒道:“奇迹出现了!同学们反应过来了没有?”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回答,有学生意识到了,售票员就是那位诗人。我说:“对!对!这篇小说是明暗两条线,明线是施亚男和吴欢他们乘坐公共汽车、和售票员交往;暗线是施亚男追随、仰慕这位没有见过面的诗人。到最后这两条线合二为一,售票员和诗人就是一个人。”
小说读完了,我简单地评论了一下这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小说有明暗两条线,明暗交替,最后结尾的时候合二为一。
“对售票员就是诗人这一点,前面有没有铺垫呢?”我问。
学生们思考了一会儿,纷纷说:“亲切地讲话,显出她的教养。”“还有写她的眼神,写了好几次,和一般的售票员不一样,这是有教养的、有文化的、境界很高的人才有这种眼神。”“还有,那天下午去看画。”
“但是,今天我读这篇小说,心灵受到的感染更多,并感慨万千。比如我会叹息,这样的纯真今天看来已经比较遥远了,因为现在很少有这样的售票员姑娘了。小说中说‘人们从生活这同一源泉里却攫取了怎样不同的东西’,我刚才也说了,售票员攫取了美好,吴欢攫取了虚荣,施亚男攫取了纯真。那么,我要问同学们,我们从生活中攫取了什么?其实,答案很明确,因为我们的班集体告诉我,同学们攫取的是美好。”
我似乎像突然发现了什么,问:“怎么最后一组空着个位置呢?谁没来呀?”
张征坷说:“李沛龙。”
我问刘老师:“李沛龙怎么没来?请假了吗?”
刘老师说:“李沛龙昨天晚上生病了,他爸把他接回家了……”
我又问:“病很重吗?”
他答:“很严重。”
我叹息了一声,对同学们说:“我们班的同学生病了,大家都要关心呀!”
于是我话题略微一转:“前几天大家刚刚对干部投了信任票,结果已经统计出来,获得信任票最多的前五名是黎悦然、刘华霜、王倩之、张昊舒、沈蒙蒙。我特别要表扬张昊舒。上次投信任票,几乎没有什么人支持张昊舒。我给张昊舒说,一定要用行动挽回自己的威望。一个月过去了,张昊舒重新赢得了同学们的拥护。我们给张昊舒鼓掌!”
同学们热烈鼓掌。
“刘华霜同学担任体育委员时间不长,但也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另外,我们还选举了三好生,获得前几名的是张激勇、张征坷、高依依、林映霞、郭心雨、王天宇、张昊舒、黎悦、邓雪珊、丁若莹,让我们用掌声向他们表示敬意!”
同学们热烈鼓掌。
等掌声平息下来,我缓缓说道:“这么多优秀的同学!我们是个美好的集体,咱们攫取的东西是真善美。刚刚开学的时候,报名那天,我在教室后面黑板上写了一行字,同学们还记不记得我当时写的是什么字呢?”
吴笛回答:“相亲相爱一家人。”
同学们也一起回答:“相亲相爱一家人!”
“是呀,‘相亲相爱一家人。’”我拍着吴笛的肩膀说:“同学们还记得吗?吴笛是第一个为我们班上作贡献的人,还记不记得?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呢?”
“他把教室地板拖干净了!”同学们大声说。
“对,拖地板。那天到校比较早的郑炳旭、廖飞都为我们班做了些事情。虽然吴笛脾气不好,有些暴躁,但他还是有一颗温柔、善良的心。他给我们的温暖,我们一直记着。何况吴笛最近进步不小呢!”我说。
我再次提到李沛龙:“还有今天生病没来的李沛龙,也曾经为我们班作出过贡献呢!一说到李沛龙,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学生们说:“他第一个争取当劳动委员。”
“他平时积极打扫卫生。”
我说:“对,他主动要求当劳动委员,给大家服务。”
还有同学说:“运动会他为班上争光。”
我说,“今天下课后,每个同学都给李沛龙写几句话,安慰他,祝福他早日康复。好不好啊?”
学生们都说:“好!”
我又说:“我们班还有许多默默无闻奉献爱心的同学,比如张激勇,是一个体弱温柔的小不点,可是他为咱们班赢得了荣誉。”
我由衷地说:“大家看,我们班多么温暖!”
然后我停顿了好几秒钟,教室里一片肃静,孩子们的眼睛都静静地注视着我。
我叹了一口气,似乎很吃力地说道:“唉!我接下来说的事情就让我很难受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个别同学,从生活这一源泉里,攫取了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我犹豫了一下,“我还是说了吧,昨天,林映霞收的1600元班费不翼而飞!”
“啊?”学生们都非常吃惊。
我说:“我们经过初步的分析,这事不可能是其他班的人干的。我昨晚上没睡好,老在想这件事。为什么,我们班个别的同学会有这种想法、这种做法?为什么?谁忍心做这事儿呢?”
我说:“为什么林映霞会遇到这样的事?大家想想,林映霞有什么优点?平时林映霞为我们做了些什么?”
学生们说:“勤劳。”
江河说:“她是班上的会计,很负责。”
郑炳旭说:“她很开朗,很大度,有时跟她开个玩笑,也许开得有些重,她笑一笑就过去了。”
“嗯,林映霞的确大度,很善良。我还想到联欢会的时候,林映霞他们那个组节目好多,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可是现在在她身上发生了不幸,发生了不愉快。”我提高了声音,“我要问同学们,这个不愉快,或者灾难,是她一个人的吗?”
学生们都说:“不是,是我们大家的。”
“为什么是我们大家的?”
姚熠举手:“因为林映霞是我们班的同学。”
“嗯,这是个理由。还有没有其他的理由呢?”
张波回答:“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是的!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所以,这绝不只是林映霞一个人的灾难!当然,林映霞应该小心些。但这事既然发生了,就不是林映霞一个人的事了,我们要荣辱与共。”
教室里一片安静,孩子们的神情都很严肃。
“既然是一家人,那林映霞丢失了这笔钱怎么办呢?”我问。
吴笛说:“查出来,看是谁干的!”
我说:“查不出来了。”
吴笛毫不犹豫地说:“那就重交!”
吕一雄说:“对,大家重交班费。”
我说:“我不赞成重交,因为有同学家里经济条件很不好的,我赞成捐助,自愿捐助好一些。让林映霞感到班集体的温暖。当然,这钱不是捐助林映霞的,是捐助咱们班的。”
学生们都纷纷点头,嘴里不停地“嗯”着,表示赞成。
但我还是问:“愿意捐助的同学请举手!”
很快有许多同学举起了手,渐渐地,每一个同学都举起了手。
我说:“这么多善良的同学!我真高兴!如果林映霞还为昨天的事儿难过的话,今天她看到一只只高举的手,应该感到,咱们班,有阴影,但更有光明,有令人寒心的地方,但更有温馨。同学们举起的这一只只手臂,让我想到了1984年秋天,我班彭艳阳丢菜票的事。”
“24年前,李老师教第二个班的时候,我们那个班的班长叫彭艳阳。有一次她告诉我她的菜票丢了,是课间10分钟丢的。那个时候的伙食费很低的,十多块钱就是一个月的伙食费。而她丢了五块钱,这五块钱就相当多了。怎么办?我准备找她的好朋友邱梅影和陈晓蕾发动全班同学捐助她,我把她俩找来问:‘你们是彭艳阳的好朋友,她的菜票丢了,你们打算怎样安慰一下她呢?’这两位同学说:‘李老师,我们正在发动全班同学捐助彭艳阳菜票。’原来她们和我想到一块了。丢失菜票,对彭艳阳来说是一种伤害,但更多的同学给了她温暖。晚上的时候,彭艳阳拿着一叠菜票来找我,流着泪说:‘李老师,我不能收这菜票!’我说:‘同学们的心意,你怎么好拒绝呢?再说,你退给我,我又退给谁呢?’她说:‘可我只丢了五元菜票,而这里有九元,多出了四元啊!’我说:‘这四元很好办的,你把这四元放在你这儿,以后谁有困难就给他。’后来彭艳阳加倍地关心集体,她就总觉得同学对她太好了。她没有因为一次菜票的丢失就不好好对待这个班。”
学生们都静静地听着。
我说:“24年过去了,现在彭艳阳已经35岁了,论年龄都可以做你们的妈妈了。也就是说,我的学生已经是两代人了,可是两代学生,却纯真依旧,善良依旧。你们的童心,一样透亮!我很欣慰,我很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