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护曲阜的碑刻珍品，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1998年建成，将原存于和散落于孔庙、孔林等处的汉魏碑刻和部分重点碑刻移入馆内进行集中保存和陈列。
西汉·北陛石
西汉景帝中元元年（鲁恭王6年，前149年）刻。又名“鲁灵光殿址刻石”。石长95厘米，宽42厘米，高19.5厘米，石灰岩质。
该石1942年日军占领曲阜时盗掘鲁国故城遗址，出土于周公庙以东的高地上。据驹井和爱说“两块刻石按东西方向并排排列着，长94厘米，宽40厘米，厚19厘米。表面上并排刻着直径20厘米的璧纹，侧面刻着数码，向北侧面刻着几何形花纹。东边的一块已裂为3段，西边一块则裂成了若干碎块。仔细观察，东边的一块在其东侧面上刻着‘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九字。鲁六年为汉景帝子鲁恭王刘馀修建曲阜灵光殿之年，因知刻石当为该殿上所用”（《曲阜鲁城の遗迹》）。该石被日本人运至北京，日本投降后，落存北京大学，1980年移存曲阜孔庙东庑，1998年移入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该石刻字两处，“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刻在阶石的东端，刻字处高19.5厘米，宽42厘米，“六五乙”刻在阶石的向上一面璧纹内侧。字篆书，但已带有隶书笔意，以“月”字和“六五乙”中的“六”字最为明显。北陛刻石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西汉石刻文字之一，是研究书法发展和书体演变的重要资料。
学者多认为北陛石是鲁灵光殿的台阶石。灵光殿是西汉鲁恭王在曲阜营建的王宫，是与汉代皇宫未央宫、建章殿齐名的庞大建筑群。该石阶面浅雕璧纹，立面阴刻菱纹，一端有卯榫，仅此阶就可窥见灵光殿是何等豪华。该石作为灵光殿唯一有纪年功用刻字的实物资料，在考古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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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五凤刻石
又名“鲁孝王泮池刻石”、“鲁孝王刻石”。石长71.5厘米，左高38厘米，右高40厘米，厚43厘米，石灰岩质。刻于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即公元前56年）。
刻字位于该石右半部，隶书，刻字处长25厘米，高24.5厘米。文曰：“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五凤二年为汉宣帝刘询五凤二年；鲁卅四年，正值鲁第三王孝王刘庆忌王鲁，推算为公元前56年。刻石字体醇古，结体浑厚，章法自然，笔画凝重雄劲，隶中带篆，对研究汉字书体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
金明昌二年（1191年），开州刺史高德裔监修曲阜孔庙，工匠在鲁灵光殿遗址西南三十步名曰太子钓鱼池的地方，挖池取石，发现此石，高氏将其移入孔庙，并作记刻于石左，文曰：“直灵光殿基西南三十步曰太子钓鱼池，盖刘余以景帝太子封鲁，故土俗以太子呼之。明昌二年诏修孔圣庙，匠者取石以充用，土中偶得此石，侧有文曰‘五凤二年’者，宣帝时号也；又曰‘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者，以汉书考之，及余孙孝王之时也。西汉石刻世为难得，故予详录之，使来者有考焉。提控修庙朝散大夫开州刺史高德裔曼卿记。”
顾绛《金石文字记》：“鲁孝王刻石，今存孔子庙。五凤二年汉宣帝有天下之年也，鲁卅四年者鲁孝王有国之年也。上书天子大一统之年，而下书诸侯有国之年，此汉人之例也。”
王澍《竹云题跋》：“按德裔题记，以此书为石。朱竹垞《曝书亭集》则云：‘五凤二年砖一块，嵌曲阜孔庙前殿东壁，篆文一行’，其书极古质，今虽模糊，断然是隶不是篆。竹垞记为砖又曰‘为篆’，皆不可晓。”
阮元《山左金石志》：“五凤二年六月立，隶书，后刻金明昌二年高德裔记，行书，在曲阜县孔庙同文门西侧。山左两汉石刻此为最古，笔意简朴，非汉安以后所能及也。石高一尺一寸，广一尺九寸，厚一尺，字刻右，方周七寸，朱竹垞以为砖者，由未亲见其石耳。”
翁方纲《两汉金石记》：“钱竹汀云：‘鲁孝王庆忌以后元元年嗣，则五凤二年，当为鲁孝王之三十三年。’方纲按：鲁共王馀以孝景二年立为淮阳王，二年徙鲁，二十八年薨。此鲁共王馀之二十八年者，汉武帝元朔元年也。史表书曰：‘元朔元年，安王光嗣，四十年薨，则是安王光未逾年改元也。’准此度之，则孝王庆忌自必以未逾年改元矣。既以元朔元年为安王光之元年，则自应以征和四年为孝王庆忌之元年。则自征和四年至五凤二年正是卅四年。”
1978年该石由曲阜孔庙同文门移入孔庙东庑，1998年移入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五凤刻石发现较早，又是最早发现的西汉石刻之一，所以金石著作多有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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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祝其卿坟坛刻石
西汉孺子婴居摄二年（7年）刻。又名“孔子墓前石坛刻文”。石长99厘米，高25厘米，厚50厘米，石灰岩质。
刻石粗糙，为不规则扁方形，文字刻于一端，先凿成龛形，龛深2.5厘米，高14厘米，宽20厘米。4行，以阴线界隔。文字剥蚀严重，仅“摄”、“造”二字完整，据文献记载，文为“祝其卿坟坛居摄二年二月造”。字篆书。
该石为祝其县丞祭祀用坛。流传、著录同“上谷府卿坟坛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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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上谷府卿坟坛刻石
西汉孺子婴居摄二年（7年）刻。又名“子思墓前石龛刻文”。石长69厘米，高31厘米，厚38厘米，石灰岩质。
石未经细加工，形不规则，文字刻于一端，先凿成龛形，深2.5厘米，高14厘米，宽20厘米，刻字4行，用阴线界隔，文曰“上谷府卿坟坛居摄二年二月造”，除3行4字外，其他3行每行3字。字篆书，剥蚀严重。宋赵明诚《金石录》说：“上谷，郡名；祝其，县名。不知所谓府卿与县卿为何官。”此石为祭祀用坛，祀者为上谷郡丞。汉时，习惯称郡丞、县丞为卿，如武开明为吴郡府丞，《武荣碑》中称之为“吴郡府卿”，绵竹江堰碑中也有“县丞王卿”。
刻石原位于孔林子思墓前，清雍正十年（1732年）移入孔庙西斋宿，1978年由同文门下移入东庑，1998年移存汉魏碑刻陈列馆。
上谷府卿坟坛刻石为最早发现的西汉石刻文字，自宋赵明诚《金石录》著录后，《宝刻丛编》、《寒山金石林》、《金石图》诸书均加著录。
西汉•王陵塞石
约西汉中期。又名“王陵塞石”。石长229厘米，宽92.5厘米，厚47.5厘米，石灰岩质。
1970年出土于曲阜城南九龙山摩崖汉墓群3号墓，石为封堵墓门所用。此石刻字两处，一为“王陵塞石广四尺”，二行，前行4字，后行3字，刻字处宽29厘米，高60厘米；一为“二尺”。今石竖立，文字成一竖一横。字当为石工所刻，四尺正当石宽92.5厘米，二尺正当石厚47厘米。字隶书，而带有篆书笔意。
墓门共用19块石块堵塞，“王陵塞石”为其一，另有关三石分别刻有“胡安国”、“淳于文”及编号、尺寸等。除三号墓外，四号墓还有5石刻有编号和尺寸。
根据出土文物，考古界定为西汉鲁王陵墓。西汉鲁王传六世，六世被王莽废除，此墓群恰为五座，三号墓正位于正中。
东汉•新富里渎石
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年）刻。石长114厘米，宽39厘米，厚18.5厘米，石灰岩质。
1992年2月23日发现于曲阜小北关村北104国道西侧，1998年移展汉魏碑刻陈列馆。从出土现场看，该石为汉代鲁城北墙下排水沟的盖石。字刻于向南一侧，横向，文为“建武廿二年十月作渎新富里”。“建武”、“渎新富里”六字为大字，每字一行，“廿二年十月作”六字为小字，每三字为一行。隶书，当为工人所刻，笔势刚健，“建武”二字末笔斜长，尤其雄劲。
东汉•乙瑛碑
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立。又名“汉孔子庙置卒史碑”、“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鲁相乙瑛碑”等。碑高198厘米，宽91.5厘米，厚22厘米。石灰岩质。碑方形，无额。正文18行，满行40字，文刻元嘉三年（153年）三月廿七日司徒吴雄、司空赵戒应鲁国前国相乙瑛请求为孔庙设置守庙百石卒史的奏书及司徒、司空府和鲁相选任孔龢为百石卒史的公文。
碑隶书，以精湛的书法备受历代推崇。碑末有“后汉钟太尉书，宋嘉佑七年张稚圭按图题记”的题刻，钟繇生于151年，立此碑时年仅两岁，张稚圭题记纯属臆测。明人赵崡称其“隶法遒逸，想见汉人风采”，清人万经称“字特雄伟，如冠裳佩玉，令人起敬”，翁方纲称其“骨肉匀适，情文流畅”，包世臣誉其“有云鹤海鸥之态”，何绍基称其“横翔捷出，开后来镌刻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书体方整，结构严谨，笔势刚健，书法雄劲。字取横势，粗细相间，起笔藏锋，收笔回锋，长笔画呈弯弧，波尾大挑，折角圆和，波势蕴柔，中敛旁肆，潇洒飞逸，气韵盎然，近人推为东汉绮丽书派的代表，是汉隶成熟的标志碑之一。
该碑一直收存孔庙，原在同文门下，1978年移入东庑，1998年移存汉魏碑刻陈列馆。释文见《隶书》、《孔氏族庭广记》诸书。
东汉•孔君墓碑
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立。又名“孔君碣”、“孔少垂墓碑”。碑圆首，高150厘米，宽47.5厘米，文字刻于上半部，高103厘米，厚23厘米，下半部前后未加工，碑阳右下角刻发现题记。有额，篆书“孔君之墓”，二行，行二字。正文八行，满行十五字。
文字风化剥蚀严重，字隶书，字体方整，笔画刚劲，风格古朴。碑始著录于《金石录》：“其前云元年乙未，而元年上缺二字。按：东汉自建武以后惟桓帝永寿元年岁次乙未，其他有三乙未，皆非元年，然则此碣所缺二字当为永寿也。”其后湮没。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二月，发现于孔林红墙外，当即移入同文门下。阮元将发现经过刻于碑右下角，翁方纲记，黄易题名。1978年碑移入孔庙东庑，1998年移入汉魏碑刻陈列馆。碑见著书目有《金石录》、《宝刻丛编》诸书，《金石聚》以双钩录之。
东汉•孔宙墓碑
东汉桓帝延熹七年（164年）七月刻立。 又称“汉泰山都尉孔宙碑”。碑圆首，有穿，穿上有晕，有额，题篆书“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两行，行五字，分别位于穿两侧。碑高306厘米，宽102厘米，厚24厘米。碑文有题，题为“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铭”。正文十四行，满行二十八字，记述孔宙生平事迹。
孔宙（103—163年），孔子十九世孙，任泰山都尉，平定叛乱，死于任上。死后故吏门人共陟名山，採嘉石，勒铭赞颂。碑阴也有额，题隶书“门生故吏名”一行于穿下，开列门生四十二人、门童一人、弟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姓名籍贯。
碑隶书，波磔饱满，锋长而意藏，蹲锋注墨，峻拔豪壮，无一字不飞动，无一字不规矩，舒展俏丽，风神逸宕，是汉隶的代表碑之一，以其秀美多姿的书艺特点著称古今。牛运震称其“书法古逸，险而不肆。其下注而旋缩如恐坠，其旁出逶迤而长极，其势以去如不欲还”，碑阴“书体紧密”，“观其结构廉稳，如蛰虫蟠屈深冬，静摄自卫，又如人循墙伛偻，不敢逾尺寸，而端凝质重，望之可与拱揖，妥而易施，卑而不可贬。昔人谓此于汉碑阴中独超雅，良然”（《金石图》）。万经赞其“字较诸碑特巨，规矩整齐，一笔不苟，而姿态却自横溢。有卒史之雄健而化其板重，化韩敕之方幅而有其清真，实超前绝后第一手也”（转引自《曲阜县志•金石》）。
孔宙碑除具有重大的书法艺术价值外，在碑的形制上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有额有题，为汉碑所仅见，开隋唐碑制之先河。碑右侧有唐大中元年（847年）高元度等人谒孔子墓题记，右侧有宋天圣元年（1023年）太子中舍崔先圣陵题记。碑清初已由孔林移入孔庙同文门下，1978年移入东庑，1998年移存汉魏碑刻陈列馆。释文见《隶释》。著录见《集古录》、《金石录》、《字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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