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深夜卧谈，有位兄弟嘲笑另一位，说了一句“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没想到那位兄弟悠悠地说“我确实没见过猪跑啊……”对于都市里长大的孩子，“猪跑”也的确是难以见到的。就像我的孩子，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去附近的一个农场公园里“看小猪”。

在我的儿童时代，喂猪却似乎是孩子们天经地义的工作。那时的学生没有那么多学习任务，也没有各种各样的课外辅导班。下午上完两节课还不到四点钟，大家也就各自回家。做完家庭作业，还有好几个小时天才黑，足以去山上割一筐猪草回来。很多家庭都是如此，所以孩子们经常可以结伴而行。当年的孩子或许是不像今天这么金贵，也没有家长觉得不安全什么的。

跟牛不同，猪对于吃的有一些挑剔，比如纤维素太多的草它们就不喜欢。如果混进去了，它们会把“好吃”的吃了，纤维素多的拱得到处都是。所以，割猪草的孩子们从小就学会分辨那些是猪愿意吃的，那些它们不会吃。多数情况下，“猪草”集中长在庄稼地里，而野地里的草往往只能作为“牛草”。

庄稼地里要锄草，除草季节过去之后，割草就变得困难。经常是走遍了半片山，也割不满框，有时就需要到很远的地里去——到的人少，也就容易一些。

到了家里，猪草还需要剁碎了，拌一些粮食，比如玉米面或者谷糠。有钱人家拌的粮食多，猪就吃得好，穷人家拌得少，猪就受苦一些。有的人家会把猪草煮熟了再喂，那猪也就算是遇到了好人家。

或许是猪草的营养不好，也或许那时的猪种不好，当然更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那时的猪长得很慢。一般而言，十冬腊月，就开始“逮小猪”——民间要买小猪，一般是去养母猪的熟人家里，说“买”似乎伤了感情，说“逮”就远离了铜锈——当然，钱还是要付的。后来许多人是把小猪拿到集市上去卖，陌生人经过讨价还价，也就不说“逮”而说“买”了。

买回的猪很快要被“骟”掉，不管是公猪母猪，都很快失去了性别。从事这一“手术”的人叫做“骟猪匠”，跟“杀猪匠”一样被当作两种“恶人”职业。骟猪对他们来说就象抽只烟那样简单。父母给邻村的骟猪匠带个口信，他哪天路过的时候，就来到家里。从猪圈里把小猪拎出来，用一只脚踩住头，一只脚踩住一条后腿。旁边的人帮忙拿住另一条后腿，他用一把很小很细的刀割去，一两分钟就完成了。我想那些动物保护者大概很难接受这样的操作，不过不“骟”的猪据说不会好好吃食，肉也难吃。骟猪是“祖宗传下来的”，动物保护者们也就没法去说三道四。

养来自己吃的过年猪，要养到第二年的冬月或者腊月，时间长达一年多。大部分时间都是喂猪草，粮食只是作为一点调料般的点缀。到宰杀前的几个月，才开始逐渐过度到全喂粮食，相当于“催肥”。有钱人家开始催的早，猪就会肥一些。穷人家开始催得晚，猪就会廋一些。

在很多年里，农民们还有“交猪”的任务。要想杀一头猪给自己吃，需要养一头卖给国家，否则就拿不到许可证。卖了一头猪给国家，还要去乡政府交几块钱的“屠宰税”，才可以合法的杀猪过年。如果只养了一头猪，也需要把半头的肉卖给国家，否则就成了违法的刁民。在我小的时候，乡亲们也都老老实实地遵守着这些规矩。直到多年以后，猪肉市场越来越商业化，国家的猪肉经营站解散了，杀猪也不用“扯税”了。

卖给国家的猪是按头算的，大小肥瘦都算数，所以农民们也就不会用粮食去催肥。那些猪大概一辈子只吃过一顿纯粮的食物，就是在卖的头一天。一是临刑前的“好饭”，二是希望猪多吃一些，过秤的时候能多一些斤两。有的人家离收购站比较远，到了收购站运气不好还要排队。有的猪等不到过秤就全拉了出来，主人就会气得七窍生烟，大骂那猪不争气。

到了冬月腊月，农村就经常听见杀猪的声音。杀猪就象过节，请来走村串巷的杀猪匠，左邻右舍也会来帮忙。杀完猪，主人家一面收拾猪肉下水，一面煮了新鲜的猪肉招待亲戚朋友。这个活动被称为“吃血汤”，因为血豆腐是必然会有的，它也是农村联系亲朋的社交活动之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吃肉不再是有吸引力的事情，“吃血汤”的传统也就越来越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