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的文坛

    沸沸扬扬的、关于我的长篇小说《地下　地上》抄袭一案，近日丰台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一切诉讼请求。法官的断语为：这是两部独立的作品。既然两部井水不犯河水的作品，只因题材近似，我就成了被告，让人不解的同时，也隐隐地感到了文坛的悲哀。

　　在名利的驱动下，人们开始变得浮躁起来，做梦都巴不得捡到一只金元宝。文坛本来是净化人灵魂的最后一片净土，这里栽种着我们的理想和信念。我们写书、读书，是让我们的心变得宁静和崇高，现在却有一部分人，以写书为幌子，做诂名钓誉之事，唯恐别人不知道他，一定要上窜下跳一番，努力地大声喧哗，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自己不想静下来，也让别人不得安宁。于是，挖空心思地找事端，强行把自己抬出来。

　　我还有另外一部长篇小说《中国血》也被人告了抄袭。这是我创作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作品，原名为《丛林生死情》，出版社合约到期后，更名为《中国血》又出版了一次。被人告抄袭的理由有若干，再逐一核对后，发现相同之处不过是些引用的资料，有出处，也有来源。看过此书的人都知道，那是讲述中国远征军几十年前的老故事了，任何一个创作都不可能是亲历者，创作这样的作品我们只能依据资料和相关的信息。难道你可以引用资料，我就不能引用吗？我引用的资料为何就变成了抄袭，而你引用了资料又为何是清白的呢？如果说抄袭，也应该是你先我抄袭在前。

　　当这本书名叫《丛林生死情》时，你为何不来告我，而是十几年后？还不是因为我在这个圈子里多少有了些名气。

　　我能理解，我们作家也都是人，耐不住寂寞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我们能把心思用在真正的创作上，少一些歪门邪道和胡思乱想，说不定还会写出一些东西。现在老的、少的齐上阵，红口白牙地对证于法庭，不就是发泄不平和引人注意嘛。

　　我很忙，没有心思接招。你们玩你们的，我写我的。

　　我深深地为文坛感到悲哀，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相信不只是发生在我的身上，说不定明天就是你们自己了。

　　再说文坛的小圈子。现在的文坛仍旧被少数几个人把持着，因为他们有阵地，有话语权，萝卜不济长在了背上。于是，就要呼风唤雨，拉帮结派。如果你是刚出道的作家，就要拜把头，找三两个靠山，一顿欢咱，你就有可能在文坛有立足之地。否则，你想有出头之日很难，因为那几个人不认你，不帮你忽悠。于是，就经常有消息传出，某某女作者和某某老师好上了，觉都睡了，还能不帮你办点事，就拉旗，放炮。某项重要奖项中再让你获一次半次奖，你就算立住了。

　　男作家想进步就困难一些。出入文学场合，要时时地把笑容挂在脸上，见到某某老师，要起立，做点头哈腰状，如果有机会还要对某某老师三请四宴。年呀节的，或登门拜访，或电话问候，让某某老师始终感觉到你是他的人。正经的时候老师帮你讲上一句话，或者投上一票，你就有露脸的机会了。

　　文坛上能发出声音、握有生杀大权的人也就那么几个人，得罪了行吗？答案显而易见。

　　可这些人又能发出什么声音呢，灰头土脸地隔三岔五穿梭于京城的大街小巷，参加这个讨论会、那个发布会。会上说些官样的话，拿一个牛皮信封，里面装着名码实价的出场费，酒桌上端起杯子，讲一些老生常谈的话。此时，就又在这种场合找到了位置，灰头土脸也换成了容光焕发。

　　文坛就在这种歪风邪气中苟活着。在外人眼里，没有人把文坛当一回事，但在有些人是很看重的，因为那是他们的饭碗，他们还要在这危楼上呼风唤雨呢。可悲的文坛，可悲的“文人”。

　　文坛上早就有看破红尘之人，比如我的师兄莫言先生。从步入文坛到现在，根本没获过大奖，还比如王朔、海岩等。他们没有获奖，不是因为他们写得不好，只因他们没有入乡随俗，也根本不尿你这一壶。

　　停下来吧，所有的世事纷争。歇了吧，上窜下跳的人们。潜下心来，干你能干的事，把名声交给人民，交给历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们把名和利看得淡一些，再淡一些，宁静致远，留一个好身体，多在这个世界上活几天，将是我们的造化。

　　悲哀的文坛，源于一群悲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