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父

九

邻居问明了我的来历和来意，热情地告诉我，“他家兄妹三个，你那大哥大姐早都下乡了；你婶不是医生嘛，她最近带着你的小妹随‘六二六”医疗队支边去了甘肃。眼下只有你姥爷住在这里，他出去买菜了，你是否等等他？”

“谢谢您，我就不等了。”因为原本就不认识老婶家的那个姥爷，所以等他老人家也没多大意义；基于这样的想法，我离开了北京老婶家。

70年代中期，我下乡在原籍二姑母家DEZ村，后来到DC公社任宣传站长。叔叔这时在老家CY村。

期间，无论我在村里时，还是在公社时，叔叔都常去看望我。他每次去，我都特意为他做自己拿手的饭菜，他都吃得津津有味。

有时，我也去CY村看他。

他的土屋，虽是全村最小最简陋的住房，但屋内的“书香”气，却完全不同于乡下人的陈设。书架是土坯垒成的，每层用秫秸做隔断，整体糊上报纸，倒也显得很干净。书桌也是土坯和破木板的组合，同样用报纸糊得熨熨帖帖。

第一次去时，记得他正在吃午饭。

书桌上放着一本书，他边看书，边咬一口干裂的棒子面饼子，就一口大葱蘸黑酱。那个酱碗平时就放在外屋灶台上，因日久里面也已布满灰尘。

见我来了，他不好意思地说：“你看我这饭，也没法让你吃。”

我说：“您也别吃了，还是我给您重新做吧。您说，想吃什么？”

叔叔说：“我……我想吃面汤，好久没吃了，你会做吗？”

我说：“就您这个侄子，他有什么不会做？”说到这里，洋洋自得地反诘道，“老叔，我琢磨着，恐怕咱老刘家几代男人，我是唯一会做家务的吧？”

叔叔说：“还真是这样。你不仅能写能画，而且这心灵手巧，又随你妈。加上你嗓子也好，还别说，真改了咱老刘家男人的门风，回想咱家祖祖辈辈的爷们，都是破锣嗓子，有哪个会唱呀！”

一番话，夸得我心花怒放：“老叔，您有白面粉吗？我现在就给您做面条。”

面被我和得腻腻的，擀得薄薄的，切得细细的下到锅里。叔叔烧着火，看着锅里翻滚着的面条，脸上倏地转化成一种复杂的表情，像是喜悦，也像是叹息：“终于吃上面汤了，没想到在这里也……哈哈！”

叔叔连吃带喝，满头大汗。吃罢一抹嘴，问我：“你有钱吗？给我两毛。”

我不解：“要两毛钱做什么？”

叔叔说：“生产队年终分红时分了我50多元钱，我买了一套《鲁迅全集》，不仅是毛主席最欣赏鲁迅，我也最喜欢鲁迅文章；可现在想买包火柴，没有钱了。”

“哦，那好吧。”我掏了掏衣兜，只有一元多钱，就都给了他。

夜晚，我上炕睡了，他却坐在那个土坯书桌前学习到很晚。

早上，我还没睡醒，他却早已起床，出去拾粪。他回来时，我已把早饭做好，和他一起吃。

每次和他在一起的时光，都使他享受到了相对正常的生活，也使我看到了年已半百的他那种依然孜孜不倦学习的精神确实无人可匹敌。政治、军事、哲学、医学、文学，他无所不学，《左传》、《史记》等一类典籍他竟然能全文背诵。

每到下雨天，叔叔可就惨了。

他的胳膊有伤，那是有一次他尝试赶马车时，因为牲口欺生不听他使唤，将车掀翻碰伤的。记得那天，我住在他家，夜间屋顶漏雨；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他在脱衣服时，先是呲牙裂嘴地连呼胳膊疼，他说一到阴天这个毛病就发作；后因雨水开始往炕上漏，他只得起身，让我睡到里边。他把洗脸盆放在床上漏雨部位接水，自己则干脆披衣而坐，不睡了。

在乡下期间，叔叔曾一次次给中央写信，想申明自己当初被打成右派，确实是冤枉的；因为尽管此时已摘帽，但理论上依然是“摘帽右派”。他希望能被中央重新审查，并给予自己平反。然而，也一次次没有回音。

我也曾问过他：“您不怕再给您一个反攻倒算罪名吗？”

他说：“一是我被打成右派时，那篇文章确实出于善意；二是我已经都这样了，还能再坏到哪里去？你记住，为了希望，必须行动着。”

他给我讲过一件事。

1972年中日建交，时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来华访问，受到毛主席接见。当时，毛主席送给大平正芳一本《怀素自叙帖》影印本，他在报纸新闻中看到了。

他说，毛主席的狂草，就有唐代和尚怀素字体的神韵，断定毛主席一定喜欢这本字帖。恰好，他手里有祖传的《怀素自叙帖》原拓本，便小心翼翼地把那本字帖包装好，通过邮局寄往北京，寄给了他的同学，时任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他一来想藉此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二来想通过郭玉峰为他说话，让中央重视他的事情。

事情这样决定，便有了释然感觉，内心燃起希望之火。

(未完，待续）